大学新学期开始了，新生入学了。这本来应该是一个高兴甚至欢欣鼓舞的时刻，但我的心情却异常沉重和复杂：因为今天是一个价值观，包括大学的价值观、大学生的价值观乃至教授的价值观空前混乱的时代，也是大学精神陷入空前危机的时代。
唯权是图、唯利是图、实用主义、投机犬儒等现象，不但肆虐于社会，而且肆虐于大学校园。就在前年，某大学的一位教授在微博上就对自己的学生扬言：“到40岁还没有挣到4000万就别来见我。”这样的导师能带出有文化的学生吗？
我想，在这样的时刻讲别的可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谈谈一个老话题：到底什么是大学？什么是大学精神？
大学精神是一种普遍主义文化
大学，英文为university，和它相关的两个词分别为universe和universal，前者意为宇宙，后者意为普遍的。这三个相互关联的词为我们理解大学精神提供了线索。
大学精神是普遍的，首先是因为大学秉持的是普遍价值而不是特殊价值，它追求的是全人类的普遍利益而不是特定群体的特殊利益，它为全社会服务而不是为特定人群服务；大学精神是普遍的，还因为它超越了不同专业和学科，它传授的是普遍知识，它培养的是有教养的公民，而不是目光短浅、唯利是图的功利主义者和投机分子。
大学之“大”，就体现在这个普遍性的追求上。
大学的独立性
为了实现大学的这种普遍主义情怀，大学必须秉持独立、自由的立场。借用陈寅恪先生为王国维写的碑文上的两句话，大学精神就是“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是说大学是一个自由思想、自由探索的地方。思想无禁区，我们不能在思想的领域画出一个圈子，写上“只允许在此地思考”；“独立之精神”是说大学必须具有独立品格，有独立于权力和金钱的自主性。
英国著名教育家、剑桥大学副校长埃里克·阿什比《大学的理想》：“英国教授能够、也确实享受批评政府政策的自由，政府官员肯定是得不到这种自由的。”他说英国大学的经费80%来自中央和地方政府，但是大学的开支不受国会或地方政府的监督。英国剑桥大学曾经两次拒绝为两位首相颁发博士学位证书。
大学不但独立于权力，而且还要独立于金钱。英国自由教育的著名倡导者、著名教育家约翰亨利·纽曼在《论自由教育》中指出：“大学是一个传授普遍知识的地方”，“知识有其自身的目的”。
蔡元培先生著名的“五育并举说”认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固然重要，但仅有军国民教育和实利主义教育远远不够，必须“教之以公民道德”。“何谓公民道德？曰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标榜者，曰自由、平等、博爱。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核心的价值观教育，使人明辨是非，站在全人类的公正立场批判一切非正义，大学不是培养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地方。
有用和无用
大学的普遍主义立场与它服务社会、服务公众、造福民族国家的功能并不矛盾。
大学精神拒绝狭隘的功利主义，但大学因其无用而有大用。比如，用狭隘的功利眼光看，想象力似乎是无用的，但是想象力是一切有用之物的灵魂。现在我们讲“中国梦”，讲中国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如果每个中国人的梦就是发财梦、做官梦、明星梦，那么，每个中国人的梦加在一起的那个中国梦肯定不是美梦。
英国哲学家、分析哲学的创始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兰伯特·罗素提出了“有文化的民主政体”的目标：民主国家的大众不应该是没有文化的群氓，而应该是有文化的绅士。罗素说：“如果所有的知识都是功利主义的，人类的进步将不会持久……一切伟大的进步起初都是纯理论的，只是后来才发现能够实际应用。即使有些辉煌的理论永无实用的可能，它们本身也是有价值的，因为认识世界就是最大的用处。”
关于人文通识教育的无用之用，爱因斯坦认为，一个大学不大可能因为社会生活的五花八门的要求而忙于搞各种专业训练，也不应该跟着这种需求亦步亦趋地追时髦。爱因斯坦说：“如果青年通过体操和走路训练了他的肌肉和体力的耐劳性，那么，他就会适合任何体力劳动。”
普遍主义和人类和平
大学的普遍主义是维持世界和平和人类团结的重要力量。
目睹了20世纪人类的相互仇恨的暴力历史，目睹了高科技被用于屠杀同胞的残酷事实，强调这点尤其重要。罗素更谈到了普遍主义的人文教育在当今世界的特殊意义：“现今的世界充满着以自我为中心的愤怒的集团，其中没有一个具有全人类的眼光，每个团体都宁可文明毁灭，而不愿做一点让步。对于这种狭隘的思想，任何专门教育也不能提供有效的解毒良方。”“需要的不是这样那样的特殊的、片段的知识，而是足以激发整个人生概念的知识，艺术和历史。”
目睹了“二战”悲剧的爱因斯坦也看到了在一个缺少人文关怀的时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危险性。他问道：现代科学技术节约了劳动，使得生活更加舒适，可是，“为什么带给我们的幸福却那么少呢？”他的回答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正确地去使用它们”，“正确地”在这里的意思就是“合乎人道地”。
我们还可以参照德国的例子，看看一旦背叛这种教育原则，后果多么可怕。现代德国大学是人文主义的大学，突出强调自由和独立，但在纳粹德国时期，这个传统被破坏，德国的大学变成了“政治性的大学”。大学成为军营，学生和教师不但要参加军事训练，而且被灌输极权主义、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大量的优秀学者流亡美国，也有一些堕落为纳粹分子（最著名的就是大哲学家海德格尔），教训极为深刻。
共同人性与永恒课程
立足于普遍主义价值观的人文教育，通常被称为“通识教育”“普通教育”或“博雅教育”“自由教育”。“博”就是“通”的意思，强调这种教育的普遍性、超专业性：通过普遍性的知识，来培养普遍人性、普遍修养，使人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一个绅士。
美国教育家、芝加哥大学校长赫钦斯认为：“通识教育是对每一个人的教育，不论他是上大学还是不上大学，如果他永远不上大学，它同样是有用的。”因为在他看来，通识教育培养人的“理智的美德”，这种美德具有“更深刻、更广泛的效用”。
赫钦斯认为这种“通识教育”是不变的、持久的：虽然世界瞬息万变，现实生活瞬息万变，社会对知识和人才的需求瞬息万变，但这种教育是不变的，它是“远离变化不定的现实”的，因为普遍价值是有永恒性的，人性中有永恒的东西，人类对于真善美的基本标准是不变的。
因此之故，普通教育应该有不变的“永恒课程”：是所有有教养的人都必须接受的那种教育。它不是可以赚钱立刻换来钱的技术知识，不是可以在职场竞争中立竿见影的那种知识，但是没有它你就只能是一个有技术的野蛮人。（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晨报》2013年9月15日 作者：陶东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