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阳学院发展规划处主办 2017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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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时讯：
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召开………………………2
建设一流本科教育：150所高校联合发出《成都宣言》……4
高教论坛：
不抓本科教育的高校不是合格高校 …………………………………8
建一流本科教育还需打通哪些堵点………………………………… 12
以本为本，本科教育如何上台阶………………………………………18
不抓本科难言一流 ……………………………………………………23
邬大光：大学人才培养须走出自己的路 ……………………………24
高教时讯：
坚持以本为本 推进四个回归 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一流本科教育
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召开
6月21日，教育部在四川成都召开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5月2日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本为本”，推进“四个回归”，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造就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出席会议并讲话。
陈宝生指出，高教大计、本科为本，本科不牢、地动山摇。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本质职能，本科教育是大学的根和本，在高等教育中是具有战略地位的教育、是纲举目张的教育。高等教育战线要树立“不抓本科教育的高校不是合格的高校”、“不重视本科教育的校长不是合格的校长”、“不参与本科教育的教授不是合格的教授”的理念，坚持“以本为本”，把本科教育放在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教育教学的基础地位、新时代教育发展的前沿地位。高校领导注意力要首先在本科聚焦，教师精力要首先在本科集中，学校资源要首先在本科配置，教学条件要首先在本科使用，教学方法和激励机制要首先在本科创新，核心竞争力和教学质量要首先在本科显现，发展战略和办学理念要首先在本科实践，核心价值体系要首先在本科确立。
陈宝生强调，要推进“四个回归”，把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效果作为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一是回归常识。要围绕学生刻苦读书来办教育，引导学生求真学问、练真本领。对大学生要合理“增负”，提升大学生的学业挑战度，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和专业志趣，改变轻轻松松就能毕业的情况，真正把内涵建设、质量提升体现在每一个学生的学习成果上。二是回归本分。要引导教师热爱教学、倾心教学、研究教学，潜心教书育人。坚持以师德师风作为教师素质评价的第一标准，在教师专业技术职务晋升中实行本科教学工作考评一票否决制。三是回归初心。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促进专业知识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用知识体系教、价值体系育、创新体系做，倾心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四是回归梦想。要推动办学理念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倾力实现教育报国、教育强国梦。
陈宝生强调，写好“奋进之笔”，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要推动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不断取得突破。一是内涵发展更深一些。要着力提升专业建设水平，推进课程内容更新，推动课堂革命，建好质量文化。二是领跑发展更快一些。要加强新工科建设，加强医学教育、农林教育、文科教育创新发展，持续深化创新创业教育，努力建设一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标杆大学。三是公平发展更实一些。要补齐区域发展短板，充分发挥高等教育集群发展的“集聚—溢出效应”，引领带动高等教育集群整体发展。四是变轨超车更坚定一些。要推动优质资源开放共享，重塑教育教学形态，紧紧抓住信息技术变革带来的历史性机遇，推动实现高等教育质量的“变轨超车”。五是创新发展更紧迫一些。要不断推动高等教育的思想创新、理念创新、方法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更加自信地在世界舞台、国际坐标和全球格局中去谋划发展，参与竞争和治理，创建中国理念、中国标准、中国方法和中国模式，建设世界高等教育新高地。
（教育部网站2018年6月21日）
建设一流本科教育：150所高校联合发出《成都宣言》
6月21日，教育部在四川成都召开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5月2日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本为本”，推进“四个回归”，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造就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在会议期间举行的“以本为本 四个回归 一流本科建设”论坛上，150所高校联合发出《一流本科教育宣言（成都宣言）》，提出培养一流人才，建设一流本科教育。
一流本科教育宣言（成都宣言）
国以才立，业以才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对科学知识和卓越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为培养一流人才、建设一流本科教育，我们150所高校汇聚成都，发出如下宣言：
一、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是高等教育的核心使命。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培养德才兼备的有为人才是高等教育的历史使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范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扑面而来，我国高等教育正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和挑战。只有因时而进、因势而新，以人才培养作为高校的核心使命，造就一大批堪当大任、敢于创新、勇于实践的高素质专业人才，才能为民族复兴提供坚实的人才基础。
二、坚持以本为本、推进“四个回归”是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基本遵循。高教大计，本科为本；本科不牢，地动山摇；人才培养为本，本科教育是根。追根溯源，自现代大学诞生以来，无论大学的职能如何演变，人才培养的本质职能从未改变、从未动摇。立足当前、面向未来，我们将把本科教育放在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教育教学的基础地位、新时代教育发展的前沿地位，加快建设一流本科教育，为我国高等教育强基固本。我们将把回归常识、回归本分、回归初心、回归梦想作为高校改革发展的基本遵循，激励学生刻苦读书学习，引导教师潜心教书育人，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加快建设高等教育强国。
三、我们致力于立德树人。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鲜亮底色”。促进专业知识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融合，发展素质教育，围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潜能深化教学改革，全面提高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交给学生打开未来之门的“金钥匙”，让他们能够敏锐地洞悉未来、自信地拥抱并引领未来。
四、我们致力于教书育人。我们将努力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把师德师风作为教师素质评价的第一标准，引导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更好担当起学生健康成长指导者和引路人的责任。全面提升教师教育教学能力，加大对教学业绩突出教师的奖励力度，改革教师评价体系，引导教师潜心教书育人，享受得天下英才而育之的职业幸福。
五、我们致力于提升内涵。我们将着力建设高水平教学体系，提升专业建设水平，建设面向未来、适应需求、引领发展、理念先进、保障有力的一流专业；推进课程内容更新，将学科研究新进展、实践发展新经验、社会需求新变化及时纳入教材；推动课堂革命，把沉默单向的课堂变成碰撞思想、启迪智慧的互动场所；建立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自省、自律、自查、自纠的质量文化，将质量要求内化为师生的共同价值和自觉行为。
六、我们致力于领跑示范。我们必须适应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对新时代人才培养的新要求，大胆改革、加快发展，形成领跑示范效应。加快建设新工科，推动农科、医科、文科创新发展，加强基础科学和文、史、哲、经济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持续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造就源源不断、敢闯会创的青春力量。努力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标杆大学，把“四个自信”转化为办好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自信。
七、我们致力于变轨超车。我们将深入推进“互联网+高等教育”，打破传统教育的时空界限和学校围墙，以教育教学模式的深刻变革推动高等教育变轨超车。大力推动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打造智慧课堂、智慧实验室、智慧校园，探索实施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个性化的教育，重塑教育教学形态。加大慕课平台开放力度，打造更多精品慕课，推动教师用好慕课和各种数字化资源，实现区域之间、校际之间优质教学资源的共建共享。
八、我们致力于公平协调。我们将围绕国家主体功能区定位，将学校发展规划与经济带、城市群、产业链的布局紧密结合起来。积极配合国家实施“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升级版”，推动中西部地区加快现代化进程。充分发挥高等教育集群发展的“集聚-溢出效应”，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导向，增强高校的“自我造血能力”，激发内在动力、发挥区域优势、办出特色办出水平。
九、我们致力于开放合作。我们将汇聚育人合力，深入推进产教融合、教科结合，健全高校与实务部门、科研院所、行业企业协同育人机制，实现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合作发展。扩大对外交流合作，主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加快打造“留学中国”品牌，积极与国外高水平大学开展合作，培养具有宽广国际视野的新时代人才。
十、我们致力于开拓创新。改革是第一动力，创新是第一引擎，要成就伟大的教育，教育创新就不能停顿。近代以来，世界强国的崛起和高等教育中心的转移，都伴随着高等教育的变革创新。中国要强盛、要复兴，要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首先必须成为世界主要高等教育中心和创新人才培养高地。我们将紧紧把握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机遇，加快人才培养的思想创新、理念创新、方法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推动一流本科教育建设的洪流奔涌向前，携手更多高校和社会各界，汇聚起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磅礴力量！
（人民网2018年6月22日 作者：孙竞）
高教论坛：
“不抓本科教育的高校不是合格高校”
——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侧记
“不抓本科教育的高校不是合格的高校，不重视本科教育的校长不是合格的校长，不参与本科教育的教授不是合格的教授。”这是高等教育战线的庄严宣示，这是扬帆远航的豪迈出征！
6月21日，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在四川成都举行，这是改革开放40年来第一次全国本科教育大会。会议以坚持“以本为本”，推进“四个回归”，加快建设一流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为主题，高扬人才培养主旋律，把本科教育放在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吹响了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本科教育的集结号，开启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时代篇章！
31个省（区、市）教育厅（教委）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以及全国1200多所本科高校的干部教师代表通过视频同步参会。在四川大学主会场，无论会前还是会后，总能看到各地教育行政部门、直属高校、合建高校“掌门人”彼此之间热烈交流讨论的场面。本科教育乃大学之根本，成为与会者的普遍共识，有了“指南针”，大家也在积极谋划着“施工图”，如何将一流本科教育落到实处。
何谓“以本为本”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纵观世界一流大学，其普遍将本科人才培养和本科教育质量摆在学校发展的重要地位，建设一流本科也是解决我国高水平建设发展中突出问题的内在要求，更是适应新时代、更好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四川大学党委书记王建国表示，在“双一流”建设进程中，高校要进一步转变理念，做到“四个回归”。
本科教育是纲举目张的教育，在高等教育中体量规模最大，全国1200多所本科院校在校生中，本科生与研究生比例是8∶1，毕业生中本科生占比87%。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培养了6000多万名本科毕业生，成为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
近年来，本科教育持续升温，以“回归常识、回归本分、回归初心、回归梦想”为基本遵循，激励学生刻苦读书学习，引导教师潜心教书育人，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各地各高校尤其是大学校长书记积极响应，许多地方和高校专门出台了加强本科教育的意见，在提升质量方面有很多新理念、新作为。
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认为，本科教育不仅是教学管理部门的事情，还涉及教师队伍和人事体制、学生评价体系、学科布局、管理服务体系、治理体系和资源配置等。在他看来，本科教育改革必须迎接挑战，面向未来，必须综合考量各种利益诉求。
与会代表也普遍认识到，目前高等学校人才培养工作已进入提高质量的升级期、变轨超车的机遇期、改革创新的攻艰期，面对新时代新形势新要求，高校办学治校的理念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及时应答，否则就会错失历史性机遇。大会交流发言，透露着各地各高校强烈的危机感、紧迫感和使命感，也传递着各自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探索精神，正在奋力书写着自己的时代答卷。
什么是最好的本科教育
当前世界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新一轮世界范围的科技革命、产业革命正在引发世界格局的深刻调整，重塑国家竞争力在全国的位置，重构人们的生活、学习和思维方式，中国的高等教育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新的历史坐标下，什么是最好的本科教育？各地各高校同样在以各自的实践生动阐释着。
在清华大学校长邱勇看来，每个国家都是按照自己的政治要求来培养人的，本科教育是培养一流人才最重要的基础，也是最能体现学校传统和特色的地方。清华大学坚持把价值引领放在首位，确立了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一体”培养模式，在教育教学改革过程中，大力推进通专融合，致力于培养肩负使命、追求卓越的人，使学生具备健全人格、宽厚基础、创新思维、全球视野和社会责任感，实现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相结合。
“什么是最好的本科教育？根本是能充分释放师生的学习热情和创造潜力。”林建华表示，打开边界、释放潜力，走一条“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之路”，是北大本科教育改革的基本思路。从最近几年的实践看，改革效果还是很好的，师生的积极性都有明显提升。今后，还要逐步给出与此配套的管理政策和措施，资源配置改革等也需要跟上。
把思想政治之“盐”溶入学校教育之“汤”，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是上海市近几年来的实践探索。上海市教委主任陆靖介绍，“好的思想政治工作应该像盐，但不能光吃盐，最好的方式是将盐溶解到各种食物中自然而然吸收”，习近平总书记这一语言平实、思想深刻的比喻，为开展“三全育人”提供了重要遵循。近年来，上海着力探索做精思想政治理论课之“盐”、做鲜“课程思政”之“汤”、做强思想政治教师之“厨”，推进“课程思政”改革，使得理想信念教育叫好又叫座，专业课程教学好喝有营养。
天津大学校长钟登华认为，进入新时代，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同我国转变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工程教育发展的社会需求发生了深刻变革，必须因时而动、主动作为，才能培养出创造未来的卓越工程人才，真正支撑起国家和民族的伟大复兴。
本科教育如何实现变轨超车
“互联网+”催生了一种新的教育生产力，打破了传统教育的时空界限和学校围墙，引发了教育教学模式的革命性变化。而在这方面，我国与世界高等教育强国在起步阶段就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只要我们积极主动作为，就能赢得未来，成为与会代表的普遍共识，各地各高校也在因地因校制宜。
四川大学以课堂教学革命为突破口，奋力推进一流本科教育的改革和实践。在该校校长李言荣看来，课堂是教育教学的主阵地，只有课堂进行了革命，教育才能真正革新。据介绍，该校投入了2亿多元全面推进“教室革命”，打造智慧教室400多间，超过教室总数的80%。在此基础上，全面实行“启发式讲授、互动式交流和探究式讨论”的课堂教学改革，让学生真正“把头抬起来、坐到前排来、提出问题来”。
打造一流本科教育，需要一流教育资源做支撑。作为高教基础相对薄弱的省份，一流资源从何而来？近年来，江西在挖掘、拓展优质教育资源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该省教育厅厅长叶仁荪介绍，除了抓评价导向，推动育人资源“校内挖”，用专业综合评价引导高校集中优质资源举办优势专业，提高专业办学实力外，江西还积极推进育人资源“校际选”，用跨校选课学分互认集聚区域优质育人资源，推动育人资源“校外找”，用政产学研用共赢机制汇聚社会优质资源，提高协同育人水平。
在东莞理工学院党委书记成洪波看来，新经济背景下，产业转型、技术升级和产品迭代明显加速。如何服务区域产业发展需求，培养知行合一的实干型人才，是地方高校转型发展的必答题。
西部地区高校长期面临高层次人才引进难的问题，成为制约发展的主要瓶颈。如何破解这一难题，为西部发展提供有力人才支撑？青海大学党委书记俞红贤认为，要立足区域需求，增强造血能力。以青海大学为例，学校发挥区位优势，坚持专业设置与区域产业结构紧密结合，同时，巧借支援外力、深挖自身潜力，实施“教师学历提升”“海外研修”“工程实践能力提升”等人才引培工程，补齐师资短板，着力破解发展瓶颈。
与会代表普遍认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首先必须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是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前提条件和基本内容。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强调，推进“四个回归”，落实以本为本的核心在于八句话，即学校领导的注意力要首先在本科聚焦，教师精力要在本科集中，学校资源要首先在本科配置，教学条件和教学工具无论新旧、软硬要首先在本科使用，教学方法、激励机制要首先在本科创新，核心竞争力、办学质量要首先在本科显现，发展战略、办学理念要首先在本科实践，核心价值体系要首先在本科确定。
一流本科教育不可能一蹴而就，与会代表认识到，需要攻坚克难、久久为功，推动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不断取得突破，只有这样，才能努力实现有灵魂的质量提高、有方向的水平提升、有坐标的内涵发展、有特色的“双一流”建设、有引领的标杆大学。
（《中国教育报》2018年6月22日 作者：万玉凤）
建一流本科教育还需打通哪些堵点
“本科教育”与“本科教学”虽只有一字之差，却有着质的差别，将本科人才的培养置于大教育的视野中，才能打通过去存在的一些“堵点”。那么，本科教育要打通哪些“堵点”，才能达成一流呢？
堵点 大学生学业轻松
对策 有效增负，严把出口关
“大学生的成长成才不是轻轻松松、玩玩游戏就能实现的。”在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如是说。
根据中国大学生学习发展研究和全美大学生学习的数据调查和分析，我国大学课堂的挑战性和美国高校相比有一定的差距，高校还存在一些内容陈旧、轻松易过的“水课”。一位从美国纽约大学交换到北京某一流高校学习的学生对此深有感触，她觉得中国学生都是“学霸”级的，但在学习上并不那么较真儿，“在纽约大学，我们都有一个基本的学术底线，就是决不生产学术垃圾，写出的东西一定是别人没有写过的。但我看到中国的很多大学生在写课程作业时东拼西凑，糊弄了事。而且，我觉得我们上学要比中国学生累多了。”
有人把中学生紧张的学习生活和大学生轻松的生活形象地比喻为“玩命的中学、快乐的大学”。“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对中小学生要有效‘减负’，对大学生要合理‘增负’。同时，高校要严把出口关，改变学生轻轻松松就能毕业的情况。”陈宝生说。
目前，我国大学生只要进了大学就等于进了“保险箱”的现状，正在困扰着急欲提高质量的办学者。根据厦门大学教授邬大光研究团队对全国820所高校毕业率和学位授予率的统计，两者分别平均达到了97.75%和96.90%。而美国排在前50名的高校六年毕业率平均有89.7%，而排在51至100名高校六年毕业率平均只有56.2%。虽然美国如此低的毕业率有其自身原因，但轻轻松松毕业在研究者看来正是影响大学生培养质量的重要原因。
在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研究人员合作进行一项大学生批判性思维的比较研究后，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认为，中国学生在大学期间没有提高他们的学术能力或高阶思维能力，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中国大学生只要上了大学几乎都能按时毕业，几乎都能拿到文凭，这使得他们没有动力去努力学习。记者近期采访高校人士时也发现，大学生缺乏“内生动力”是他们当前最头痛的事，而缺乏“内生动力”不仅出现在学业成绩一般的大学生身上，也出现在成绩优秀的大学生身上。
学生的第一任务就是读书学习。据了解，目前一些高校在提升大学生的学业挑战度，合理增加课程难度、拓展课程深度、扩大课程可选择性，并在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和专业兴趣上进行了尝试。同时，高校也在探索如何在学生的学业管理上既有激励也有约束。改变考试评价方式，严格过程考评，通过鼓励学生选学辅修专业、参加行业考试等，让学生把更多的时间花在读书、了解专业、掌握思维方法上，实现更加有效的学习，真正把内涵建设、质量提升体现在每一个学生的学习成果上。在教育部相关政策的引导下，越来越多的高校将围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潜能深化教学改革。
堵点 教师评价唯学历、唯职称、唯论文
对策 改革评价体系，加大教学权重
“我必须专注于科研，以便在未来几年可以发表更多的文章，否则我将会失去在这所大学的职位。”在采访中，一位中青年教师这样跟记者“吐槽”，他的心态代表了当前许多大学教师尤其是中青年教师的学术生存状态，即在大学高度量化的学术锦标赛中生存。
“不是所有能被计算的东西都重要，也不是所有重要的东西都能被计算。”50年前，美国社会学家威廉？卡梅隆就曾批评过度量化对社会科学研究的严重危害，然而，在全球化时代，大学正在经历急剧的变革。在短短的十几年里，全球排名和科研评估已经绞合成势不可当、无处不在的强大体制，系统地控制了各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生态，越来越多的大学正不断沦陷为发表论文尤其是英语论文的量产工厂，教育和社会服务的人文功能日渐异化。我国大学也概莫能外，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一些学校在评价教师时，唯学历、唯职称、唯论文，过度强调教师海外经历、国外期刊论文发表数量等。重科研轻教学的“指挥棒”，影响了教师教书育人的积极性。华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研究员陈先哲进行的一项调研显示，在研究型大学，青年教师对科研和教学的投入给出的比例是7：3。
在量化评估的风潮下，如何让最不好量化的教书育人成为引导教师热爱教学、倾心教学、研究教学的“指挥棒”，是高校建设一流本科教育面临的重大挑战。
据了解，目前高校正在大力推动两院院士、“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入选者、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等高层次人才走上本科教学一线，并不断提高教书育人水平，完善教授给本科生上课制度，实现教授全员给本科生上课。与此同时，教育部也在鼓励高校改革评价体系，师德师风作为教师素质评价的第一标准，完善教师分类管理和分类评价办法，明确不同类型教师的岗位职责和任职条件，加强对教师育人能力和实践能力的评价与考核。加强教育教学业绩考核，在教师专业技术职务晋升中施行本科教学工作考评一票否决制。加大对教学业绩突出教师的奖励力度，在专业技术职务评聘、绩效考核和津贴分配中把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作为同等重要的依据，对主要从事教学工作人员，提高基础性绩效工资额度，保证合理的工资水平。
“我们对教学工作的要求要硬一点，教学工作达不到平均水平，就不能晋升职称，要真正将人才培养中心地位落到实处。”陈宝生说。
堵点 输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对策 立德树人，课程思政，专业思政
四处张贴着托福、GRE、考研、公务员考试的小广告，是大学校园独特的一景。在图书馆和教室苦读的学子，大多被包围在英语和考研书籍中，习惯了在种种考试和竞赛中比拼的他们，在大学四年中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漂亮的成绩单，以及对自己的就业、考研、出国留学有益的校内外活动中，精心计算着积点分数，只做对自己未来有好处的事。“一旦进入工作岗位，他们便精心计算，只做可能给个人升职带来好处的事，对他人和办公室的公共事务毫不关心。”一位从事人力资源工作的国企员工告诉记者。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并不是我国的“特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华尔街之狼”们过分贪婪，为追求利润钻制度的空子，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是毕业于美国常春藤名校的“常春藤的绵羊”。
只顾学生的学业而忽视学生的德行培养无疑是危险的。人无德不立，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本科教育是一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大学必须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真正做到以文化人、以德育人，不断提高学生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做到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
2018年高校师生思想政治状况滚动调查结果显示，对大学生思想言行和成长影响最大的因素是专业课教师。我国著名高等教育专家潘懋元先生的家庭学术沙龙一直被传为美谈。作为享有盛誉的名导师，潘懋元带的研究生很多，其家庭学术沙龙就是他与学生开展经常性互动与交流的重要途径。沙龙开始于1985年，属于典型的“漫谈式”，既谈学问中的人生，也谈人生中的学问。30多年来，只要不出差，每周六晚潘懋元家里都会上演这样的一幕。漫谈中，一篇篇论文和一个个成果渐渐孵化催生，一个个学科中坚和骨干从这里走出，沙龙带来的师生之间良性互动十分见效。
在大学人才培养中，如何像潘懋元这样守住教书育人的初心，是值得高校和每一个从教者学习的。“加强课程思政、专业思政十分重要，要把它提升到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制度层面来认识。”陈宝生说。对高校而言，要在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三全育人”大格局过程中，推动全面加强课程思政建设，对教师而言，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人人讲育人。
堵点 就业和大学专业不对口
对策 深化协同育人，建设一流专业
针对大学生就业状况的调查显示，大学毕业生就业中，将近半数以上的毕业生专业不对口。虽然这种不对口有着非常复杂的原因，但专业所学非所用，对个人和高等教育资源而言，都是巨大的浪费。
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正在引发世界格局的深刻调整，不仅重塑了国家竞争力在全球的位置，重构人们的生活、学习和思维方式，也给高等教育带来巨大的挑战。在陈宝生看来，应对挑战，适应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对新时代人才培养的新要求，高等教育必须在一些领域大胆改革、加快发展，形成领跑示范效应。2017年教育部推出的“新工科”得到了产业界的积极响应和支持，表明政产学研协同育人不仅在理念上得到社会认同，也在实践中愈加深入。据了解，在医生、农林人才、法治人才、新闻传播人才、教师和基础学科拔尖人才的培养上，协同育人在拓围、提质、增量、创新上，采用不同以往的方法、路径、理念和标准，为社会培养所需的一流本科人才。
与此同时，在“双一流”建设的布局中，一流专业建设的重要性愈发突出。对此，陈宝生说：“我们要在‘双一流’建设中加强一流本科教育。学科一流并不代表专业一流。一流大学建设必须聚焦人才培养，建设一流本科教育；一流学科建设必须反哺人才培养，建设一流专业。同时，应用型高校也要加强一流本科教育。”
据了解，下一步教育部将实施一流专业建设“双万计划”，即建设1万个国家级一流专业点和1万个省级一流专业点，引领支撑高水平本科教育。
（《光明日报》2018年6月22日 作者：王庆环）
以本为本，本科教育如何上台阶
我国1200多所本科院校在校生中，本科生与研究生比例是8：1，应届毕业生中本科生占比87%。本科教育，既是青年学生成长成才的关键阶段，也是高等教育的重要构成，对人才培养意义重大。
日前，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在四川成都召开。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提出，高教大计，本科为本。本科教育如何培养高质量人才？以本为本如何落到实处？记者在四川大学实地调研，发生在教室里、作业中细致而生动的改变，打开了我们对于“本科教育应该怎么搞”的思考空间。
改造教学形态，把学生拉回课堂
坊间曾有段子把大学教室分区，前排是学霸区，中间是休息区，后排是聊天区和睡觉区，中后排又根据靠窗与否，分为阳光区和避暑区。在四川大学承担本科生教学任务的江安校区，段子手们可能要失望了。可移动、可拼接的活动桌椅，三面墙上都有课件投影，电子抢答和书写互动系统配以互动交流的授课方式，在讨论中，每个学生的思绪不待游移就立即被拉回课堂。在江安校区，多视窗互动教室、灵活多变组合教室、移动网络互动教室等类型的智慧教室共有400多间，占了教室总数的80%。这投资2亿多元的教室革命改造因何而起呢？
“川大实行探究式—小班化教学，按25人编班，校办课程9000多门次，超过课程总数的70%。通过小班教学实现教学质量提升，让老师和学生面对面、点对点。”四川大学校长李言荣介绍，川大约有全日制本科生3.7万人，是全国本科规模最大的学校之一，为了实现精细培养，让学生“把头抬起来、坐到前排来、提出问题来”，校方采取了一系列课堂革命的措施。
一下课，川大化工学院2017级本科生黄灵芝就在教室玩起游戏来。她玩的不是普通游戏，而是一种领地攻防的棋盘游戏，而和她连线玩的则是同系的其他同学，而领地攻占的凭据则是答出老师布置的题目。“既可以开垦荒地，也可以选择攻占同学的领地，后者的题目量和难度都比前者大。”黄灵芝告诉记者，即便这样同学们也更喜欢竞技的感觉，“我们班最大的一个地主，头天晚上在群里嘚瑟了一下，第二天起床，发现自己的领地都被同学占光了。”
让学生玩游戏是该院青年教师周加贝想出的。“学生看剧玩游戏是老师蛮头疼的事，但与此同时，这说明学生对竞技和互动感兴趣。于是，引入竞技游戏的框架，填充知识内容，就可以把学生的注意力拉回来。”
陈宝生指出，我们要改革传统的教与学形态，高校教师要把育人水平高超、现代技术运用娴熟作为自我素质要求的一把标尺，广泛开展探究式、个性化、参与式教学，把沉默单向的课堂变成碰撞思想、混合式启迪智慧的互动场所。
重奖激励教学，捋顺教师评价
要实现“课堂革命”，就必须有全身心投入的高水平教师。在四川大学，每年的本科教学工作表彰会是老师们特别期待的节日。川大“教学三大奖”重奖全身心投入到一线教学的老师、重奖积极开展教学改革的老师、重奖课堂内外与学生交流互动的老师，包括特等奖100万元、一等奖50万元等。“学校要设立一种导向，让一线教师有强烈的荣誉感和成就感。”李言荣说。
学校在评价教师时，唯学历、唯职称、唯论文，过度强调教师海外经历、国外期刊论文发表数量等，陈宝生指出，“这样的‘指挥棒’不利于激发教师教书育人的积极性。”那么，这种评价体系是如何形成的呢？
“首先，学历、论文都可以量化，教学很难量化。各类高校排行、评估都是以量化数据为依据。而排行、评估的结果对高校的资源分配、社会声誉都有影响，乃至成为家长、考生报考高校的依据，学校在这方面普遍有压力。”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张异宾表示，这次教育部提出大学回归“培养人”的本质职能非常令人期待。
记者了解到，不少国内一流高校大都实行聘期制，青年教师的评价都有“非升即走”的规定，较严格者，如讲师入职三年未评为副教授，五年未成为正教授即解聘，而科研成果是职称评定的重要依据。川大重视教学会不会给青年教师带来更大压力呢？
李言荣坦言：“在师资总量相对固定的情况下，强化教学要求确实会让老师付出更多。但与此同时，教学和科研有相互促进的作用，学校鼓励教师将科研方向与教学结合起来，既促进了科研，也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他介绍，川大对教学的要求并不是一刀切的，刚进校的青年教师前五年的重心要放在科研，四十五岁以上的教授则要求多投入教学。
加强创新创业，带动校企融合
著名教育家杜威提出：“教育是生活的过程，而不是将来生活的预备。”从单调的书本中走出，接触社会、投入生活，是培养人才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必由之路。
川大江安校区有条“i创街”，这里最早是生活服务中心，但“自双创”提出后，校方放弃几千万的租金收入，把这里开辟为创新创业的活动空间，免费提供给学生。“i创街”负责人介绍，为了合理确定入驻团队、让更多学生接触双创，入驻项目两年一轮替，专家团队每年做中期评估，学生组织展示答辩，将育人融入双创教育全过程。
无人超市、舞蹈工作坊、咖啡馆……除了大学生创业常见的项目外，还有一家空天飞行器创意设计与体验中心。出任指导教师的川大空天科学与工程学院季玉龙老师介绍说，这个中心承载了学生社团、社会实践以及“挑战杯”和“互联网+”项目孵化的多项功能。
一位带着VR眼镜的学生正在飞行模拟器前操纵拉杆进行模拟飞行，而另一边，三五个学生正在讨论一个设计的汇报方案。正在讨论的陈培林告诉记者，他们都是空天学院的学生，自从中心建立，大家一到课余时间就聚在这里。“体验中心既有模拟系统，又有无人机和信号传感的设备，老师常常来辅导，条件非常好。”
“i创街”项目实施以来，共组建12个交叉创新的“智造梦工厂”，4个新工科创新实验室，入驻34家学生自主经营管理的创业公司，释放了学生创新创业的活力。而在成都当地的应用型本科高校成都工业学院，校企深度融合为应用人才的培养锚定了方向。
长期以来，无论是高职教育还是应用类本科，校企合作缺乏内生动力，简单实习、调研让合作成了两张皮、走过场。针对这一情况，四川省教育厅与经信委合作，由经信委提要求，让富士康、京东方等企业把智能制造生产线建到校园里。“如果不参加校企合作，富士康就走不出保税区。所以企业就愿意把先进的设备技术转移到学校的园区来。企业为学生提供实训机会，并派出员工提供实践培训。这样就把学校和企业的利益融为一体了。”成工院院长严余松说。
“教学上，企业要多付出一点，包括软硬件设备投入，但学校可以提供科研支持，也可以为企业提供新员工培训等服务。”京东方成都公司副总经理秦向东表示。
“学生的实践教育一直是我们的突出短板，解决这一问题，关键靠协同。”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岩说。“要坚持国际国内相结合、产学研相结合、校内校外相结合，推进高校与实务部门、科研院所、行业企业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合作发展。”他指出，建立全流程协同育人机制是破解实践难题的方式。
（2018年6月28日 光明日报，本报记者 刘博超）
不抓本科难言一流
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关键在于培养一流的人才，本科教育是培养一流人才最重要的基础，也是最能体现学校传统和特色的地方。一流本科教育是一流大学的底色，没有本科教育水平的提升，就很难实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
价值引导是第一位的
在本科教育中，价值引导是第一位的，是育人的根本。清华大学始终坚持“又红又专”的育人传统，对学生提出“两个拥护、两个服务”的基本要求，即在政治立场、政治态度上，做到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在人生观、价值观上，立志服务祖国、服务人民，积极引导广大学生立大志、入主流、上大舞台、成大事业，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学校始终坚持价值引导、立德为先，确立了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一体”培养模式，致力于培养肩负使命、追求卓越的人，使学生具备健全人格、宽厚基础、创新思维、全球视野和社会责任感，实现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相结合。
本科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很关键
清华大学在教育教学改革过程中，高度重视本科人才培养体系的建设，努力给予学生更多自主权、更大选择度，不断提升本科人才培养质量，促进学生多样成长。学校全面实施本科大类招生和大类培养，探索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培养模式，为学生的成长成才创造更为宽广的空间。在全校范围内对本科培养方案进行重构，降低总学分，设置自主发展课程，支持学生根据自身特点和发展志趣自主选择学习成长路径。深入实施全球战略，支持本科生出国学习交流。突出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着力打造创新教育的实践平台。着力提升本科学生的人文素养，设立“人文清华”讲坛，让人文思想浸润校园、影响社会；开设“写作与沟通”必修课程，提升学生的写作表达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
构筑有温度的教育
培养一流人才，必须要有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湛、育人水平高超的教师队伍。好老师对学生的影响是深远的，教师要把教书育人作为首要职责。要充分发挥教师的育人作用，努力缩短师生距离，使学生“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使教师对学生“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2017年，清华开始推出“开放交流时间”制度，教师每周固定时间接待学生自由咨询，让学生有充足的机会与各个领域的前沿学者、学术大师面对面交流，感受有温度的教育。
坚守本科教育底色，才会有更加美好的一流大学的明天！
（光明日报 2018年6月28日，作者：邱勇，系清华大学校长）
邬大光：大学人才培养须走出自己的路
1.大学人才培养成为短板
前不久，我去世界卫生组织，见到了世界卫生组织助理总干事。他说世界卫生组织有7000余雇员，但中国雇员只有40余人。目前，中国每年交给世界卫生组织的会费大约2500万美元，从2018年开始就要交5000万美元。但是，我们交的钱和派出的人数相比，是典型的“代表性缺失”。他还说在100余个世界上的国际组织中，中国基本都存在“代表性缺失”的现象。他认为我国选派不出高水平的人在国际组织任职，关键就是人才培养质量有问题。反观日本，自二战之后共产生25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本科全部是日本本土大学毕业，在国外读硕士的只有2个，在国外读博士的只有3个，这反映了日本大学人才培养的竞争力。
无独有偶。过去三年，我有幸参加了国内六所“985工程”高校的审核评估。教育部评估中心对这一轮“985工程”高校的审核评估，采取了一项新举措，即邀请外国学者参加。这些外国学者大部分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或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学者，分别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日本。这些外国专家几乎都是第一次参加我国一流大学的审核评估。在深入考察和评估后，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即我国“985工程”高校的硬件已经是世界一流，其条件之好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让他们感到震撼和羡慕。然而，当这些外国学者深入到教学第一线听课、召开学生座谈会、调阅各种教学文件时，他们又不约而同地认为：中国一流大学的本科人才培养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无论是在教育理念、培养模式和教学手段上，都还存在差距。最为突出是学生普遍缺乏批判性思维、基础不够厚、口径不够宽、跨学科程度弱、国际视野不足。
其中，印象比较深刻的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副校长在某大学评估反馈会上的发言。他说：“贵校的人才培养目标是领袖人才、创新创业人才，这种远大的人才培养目标是一流大学应有的担当。但不知贵校是否考虑过在二十年或者最多三十年之后，当中国对于世界更为重要时，贵校今天培养的人才能够引领世界吗？”他的话让我非常震惊，在我的认知里，至少我还没有这种意识和准备，或者说国内一流大学的管理者似乎还都没有想过这个话题，都还没有想到如何让我们的学生具有治理世界的能力，更没有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提前做些准备。在我们的思维方式里，为国家培养人才是天经地义，为世界培养人才为时尚早。可是西方学者已经想到了这个命题，并且成为十分关注的话题。仅从提出这个命题的角度看，我国一流大学人才培养的观念明显缺乏超前意识。今天在读的大学生，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二三十年后，当他们到了40岁至50岁的时候，我国有可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我们今天培养的人才，无论是视野还是能力，显然还不具备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
另一个足以引人深思的问题，是外国专家对中国大学课堂教学的观察。2016年，在某大学评估时，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副校长在听了几节课之后说，她非常不理解为什么在中国一流大学的课堂上，学生与教师的交流互动如此缺乏，基本上是教师讲学生听，此种现象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和批判能力？当我们问她什么是好的课堂教学时，她给的答案是：大学课堂教学有五重境界：第一重境界是“安静（silence）”，即课堂上很安静，学生不发言；第二重境界是“回答（answer）”，即老师课堂上提出问题，学生们只回答对或不对，是或不是；第三重境界是“对话（dialogue）”，即老师与学生之间有一定的互动；第四重境界是“批判（critical）”，即学生会对老师的讲授内容提出质疑；第五重境界是“辩论（debate）”，即学生与老师互相反驳。虽然在审核评估专家听课时，课堂的教学效果比平常好，但显然与外国学者希望看到的还有很大差距。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原因众多，这些外国学者也给出了部分答案：即我国的一流大学对科研的重视远远超过教学，我国的一流大学普遍还没有感受到人才培养的压力，还没有深刻体验到人才培养的重要性。诚如芝加哥大学副校长在某大学反馈会上说：“我相信中国一流大学的科研指标在国际社会的各种排名榜上会持续上升，但是中国一流大学的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不同步。一流大学必须认识到，当其科学研究达到一定水平时，人才培养就成了核心竞争力。”他们普遍建议：在中国一流大学的硬件已经得到明显改善后，必须要重视人才培养，只有在人才培养上具有引领的大学才是真正的一流大学，才可以称得上是一所卓越的大学。一位几次参加评估的外国学者指出：中国的一流大学在人才培养上似乎有许多亮点，但很多是在模仿国外大学的做法，没有中国本土文化特色。尽管这些外国学者对我国一流大学人才培养上的评价有些尖刻，但指出要害，具有深刻的警醒意义。
2.对我国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的反思
前不久，厦门大学迎来了教育部口腔医学专家组，考察学校是否具备举办口腔医学专业的条件。在汇报过程中，汇报人经常会用“牙科”这个概念，该组长纠正说，在中国，这个专业不能叫牙科，只能叫口腔医学。问她为什么，牙科和口腔医学有什么区别？该组长以“扫盲”的口吻说：牙科是欧洲和北美的称谓，口腔医学是苏联的称谓，这一提法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初就已经明确。
事实上，不仅仅在口腔医学，在我国高等教育的大量概念中，有许多称谓和制度设计都来自苏联，例如专业、教学计划、教研室等。但是今天，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步伐不断加快，人们发现很多过去习以为常的概念，在翻译时似乎很难找到与之完全对应的英文单词。以“专业”这一概念为例，翻译成英文可以有“profession”“major”“minor”“Specialization”等不同译法。不仅仅在称谓方面，在对外交流中，很多高校在自我介绍时，常会亮家底一样提到学校有多少个一级学科、二级学科，多少个国家重点学科、特色学科。这一介绍有时会让国外专家很不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同频道？此种现象既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阶段性有关，也与我们对高等教育理解和认识有关。其中，苏联教育模式的痕迹和惯性是一个重要原因。
回眸历史，上个世纪50年代，在苏联专家指导下，我国高等教育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改造。这种改造从宏观管理体制到微观教学领域，几乎无所不在。宏观上说，从大规模院系调整为切入点，形成部委举办高等教育的格局，直接对接国民经济发展需求；在中观高校内部管理体制上，建立了学校—系—专业—教研室的教学组织体系；在微观教学体系上，课程设置、教学大纲、教材直接采用苏联蓝本。可以说，苏联教育模式奠定了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基本框架。今天人们熟知的高校组织架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进度表、教学工作量制度、教学编制等众多最为基本的教学管理制度，都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形成的。尽管改革开放后，我国大学的组织架构和人才培养模式不断改革，但在人才培养和教学领域深处，苏联教育模式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其中两个方面尤为明显：一是高度集权的计划模式；二是高度专门化的教学体系。
其一，根据有计划按比例培养各类专门人才的思想，1954年，我国参照苏联高校的专业目录制定了第一个国家专业目录《高等学校专业目录分类设置》。这一专业目录问世后，经过历次修订，不仅成为高校设置专业的指南，同时也是国家制定招生计划、就业计划的重要手段，也成为高校配置资源、安排教师、课程、建立实验室的依据。这样，专业目录从原来的知识分类变为行政管理手段。其二，为了迅速高效地培养行业急需人才，全国以专业为单位，推进统一教学计划、统一教学大纲、统一教材，甚至统一教学管理，由此在全国高校形成了非常一致的专业教育模式。而在高校内部，以专业为单位建系，以系为单位组织教学和管理，形成了专门化的教学体系。从二者关系而言，专门化教学体系适应了当时集权计划经济的发展需求，而集权的计划模式又强化了专门化教学体系。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穷国办大教育的国家，高度计划的专业教育模式无疑培养了一大批各行各业的急需人才。但当社会经济体制从计划模式转向市场模式，并且市场在资源配置将起决定性作用时，当我国正从高等教育大国走向高等教育强国的目标时，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模式和过于专门化的教学体系，就会显得与现实有诸多不适，这些不适需要从源头上进行反思：
首先，我们要反思人才培养的目标。过去一直强调培养高级专门人才。但在我国社会转型、产业升级、提倡创新的大背景下，我们正在面对大学生所学专业与就业职业的匹配度不断下降的现实，尤其是在互联网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我们是否还要强调专业与就业的完全对口？还是说需要从终身教育的视角重新审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问题，调整与改革专门化教育的目标与模式。
其次，我们要对专业体系进行反思。从某种意义上说，专业体系是学科知识体系的一个“横断面”，需要从不断变动的学科知识体系截取相对成熟的知识体系组成专业。对于一个科技文化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依赖于一种相对稳定的专业分类，对于提高科学研究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无疑起到稳定和保障作用。相反，当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且需要突破时，就不能完全被人为的学科专业体系限制。特别是在国家创新驱动战略发展推动下，新兴学科专业、交叉学科的强劲需求已经对传统专业模式提出挑战。这种背景下，我们是否还要固守某些传统，还是需要回归学科专业之本来面目？
再次，我们要对教学过程进行反思。传统专业教育模式说到底，就是把教师安排到各个专业生产线，并以集约化的班级授课进行知识传授。但在今天，学生的多样学习需求以及知识传播方式的多样化，使这种传统的知识导向的传授方式已经暴露出它天生的缺陷。因为今天社会需要的是一种能力标准，一种尽快适应社会变化的能力，是一种增值的价值观。这种转变，需要大学给予学生更多的个性化帮助，需要整个课程体系与教学过程转移到学生的能力与素质的培养上。
最后，我们要反思大学的组织体系。基于大学的基本职能是人才培养，我国高校在学习苏联模式的过程中，建立了学校—系—专业—教研室为基本框架的教学组织体系。但在今天，在强化科研的过程中，大量新型的科研组织不断涌现，而传统基于人才培养为根基的教学组织在不断被侵蚀、弱化、甚至边缘化，这一变化使大学的功能日益多样和复杂，而人才培养的这一基本职能却遭到不断“撕裂”甚至被遗忘，新型教学组织的建立已成为当务之急。如何不忘初心、回归大学根本，从根基上重塑现代大学教学组织和制度，这既是一个管理问题，也是一个基本价值判断。
3.走出一条属于自己、影响世界的路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多元化的需求，我国大学人才培养一直试图突破苏联体系。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以及后来的院校合并，解决了单科性大学以及中央部委举办行业大学的弊端；高校招生就业体制改革推动了高校面向社会和市场办学；高校内部进行的校院二级管理体制改革，为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奠定了外部条件。与之相伴随的改革还有大类招生、分类培养、主辅修制、拔尖计划甚至设立本科生院等等。但客观地讲，尽管高校在外部管理体制、招生就业体制发生了较大变化，但在人才培养的这一根本问题上，高校推进的许多改革都是原有体系上修修补补，都没有跳出原有的“苏联模式”，没有从根本上撼动原有的教学体系。
以学分制为例，我国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学分制改革，但时至今日，学分制仅仅是作为一种制度形式存在，并没有真正触及学分制的本质，即学习自由：包括选课自由、选专业自由以及选择学习进程自由。根据我们课题组对全国718所高校不完全统计，各高校学生转专业人数占在校生人数平均不到2%，占招生数的比例也只有7.4%。根据对全国820所高校毕业率和学位授予率的统计，两者分别平均达到了97.75%和96.90%。而与美国高校相比，排在前50名高校（national university）六年毕业率平均只有89.7%，而排在51至100名高校（national university）六年毕业率平均只有56.2%。当然，如此之低的毕业率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教育大国不一定合适，但是，如此之高的毕业率和学位授予率也不是学分制要达到的目标，这只能说明我们的学分制还只是“皮毛”，并没有真正给学生自主学习这一核心内涵。又如，多年来一直倡导宽口径、厚基础，但实际上，高校学科专业的壁垒依然存在，专业设置越来越细，课程开设越来越专，课程结构越来越僵化。究其原因，乃是在计划思维下，学科专业体系已经变成一种行政体系、一种资源配置体系、一种学术组织体系。这些例子说明，尽管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用人环境在变化，高等教育招生体制在变化、就业体制在变化、宏观行政体制在变化、高校内部管理体制在变化，但是我们的人才培养、教学计划、课程方案，尤其是大学课堂的教学模式却相对滞后，或者说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之所以未能发生变化，除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外，大学自身发展的历史惯性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
回顾我国高等教育百年史，我国大学在办学上既受欧美大学的影响，也受苏联体系的影响。因此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进程中，就出现了大量两者混用的现象，例如，重修制度是学分制一个重要特征，补考是学年制的另一特征，但在我国，在一所大学里会出现既有重修又有补考的并存现象。孰知，北美的教育模式与苏联的教育模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制度安排，这一现象说明，传统习惯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常常制约或束缚着人才培养的创新与发展。由于我们的老师都是在苏联教育模式下接受教育的，我们也自然地传承这一模式，以至于我们忘了自己被禁锢在这种模式中而形成历史惯性。这种历史惯性包括：课堂教学惯性、专业教育惯性和学科教育惯性。这种惯性已经被模式化和固化，且进入了集体无意识状态。今天有相当一部分老师从进入大学起，就被绑在某门课程上，被绑在某个专业上，被绑在某个学科上。当一个大学老师被紧紧地绑在一门课程、一个专业或一门学科上时，这个学校的水平，这个学科的水平，这个专业的水平，包括这个老师的水平，就很不容易得到促进和发展。从这一意义上说，走出大学人才培养的历史惯性，就是要跳出“苏联模式”，走出我们自己的、适应中国人才培养目标的模式，这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教育强国的大势所趋。
当然辩证地讲，苏联模式给我国大学教育留下了许多宝贵财富，例如教研室制度、实习制度等等。所以跳出这一模式并不意味着抛弃一些优良传统，然而与此同时，我们更希望在改革进程中必须深刻认识这些历史惯性对于人才培养模式的负面影响。
追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我们必须了解到，作为后发外生型发展模式的中国高等教育，过去也一直倡导“中体西用”，希望走自己的路，有着自己独特的人才培养制度。虽然在国家相对落后的背景下，大学更多采用了一边倒的全盘接收，但在国力强盛，中国要从高等教育大国迈向高等教育强国的今天，我们必须反思我们的人才培养模式，并走出自己的道路。
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看，一流大学对世界的高等教育影响不仅仅在科研方面，更能体现引领世界潮流的，往往是教育思想的引领和与之相应的教育制度创新。其中典型的如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的书院制，哈佛大学的选课制，德国柏林大学的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相比之下，我国自启动“211工程”和“985工程”以来，科学研究得到了空前重视，且收到了显著效果。但人才培养似乎始终是我国高等教育的短板。仅从当前国内一流大学招聘人才的要求来看，几乎都聚焦在具有留学背景的海归身上，尽管人们也在反思一味追求洋标准的负面影响，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流大学对自身人才培养的不满意，或者说不够自信。教育自信是文化自信的基础。今天当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着的是全球化的大潮，伴随着中国将成为世界强国的未来，我国的高等教育要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一条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是大学要有自己的教育思想和适合自己的现代大学教育制度，其中最为迫切、列在首位的是大学须走出人才培养的历史惯性。这一历史任务不仅需要大学意识到自身的软肋和不足，还需要整个高等教育战线的自我觉醒，培养引领世界的人才必须跳出原有的人才培养体制与模式，这是我国大学人才培养走向世界的第一步。总之一句话：大学必须守住人才培养这个根。（作者系厦门大学副校长，厦门大学高等教育质量建设协同创新中心主任）
（《光明日报》2018年6月19日 作者：邬大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