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参考
第39期
邵阳学院发展规划处主办 2018年10月31日
目 录
高教时讯：
教育部召开“双一流”建设现场推进会………………………………1
教育部印发“新时代高教40条” 决定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3
教育部高教司负责人解读“新时代高教40条”等文件……………………5
清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开展………………9
高教论坛：
评价大学“双一流”建设成效不以排行榜和奖项论英雄…………………10
搭建扎实做事的学生组织运行机制……………………………………15
学术交流为教育“去行政化”吹来清风…………………………………17
人才评价这杆秤该如何“定星”…………………………………………19
不戴“帽子”，办大学就名不正言不顺吗………………………………21
论大学内部治理的转向 …………………………………………………22
高教时讯：
推动“双一流”加快建设特色建设高质量建设
教育部召开“双一流”建设现场推进会
为深入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推进“双一流”加快建设、特色建设、高质量建设，9月28日至29日，教育部在上海召开“双一流”建设现场推进会。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出席会议并讲话。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应勇出席并致辞。
陈宝生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对“双一流”建设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双一流”建设高校作为高等教育战线的排头兵，要在学习宣传中走在前列，在贯彻落实上作出表率。要深刻领会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根本任务、提升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的基本方向、特色发展争创一流的基本途径、加强党对教育工作全面领导的根本保证。要深刻认识到，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正处于“四个伟大”的历史进程，大国博弈形势复杂，我国高等教育正处于爬坡过坎迈向世界领先的发展阶段，这决定了我们必须加快推进“双一流”建设，只争朝夕时不我待。
陈宝生强调，统筹推进“双一流”建设开局良好。转入新的历史阶段，要按照可靠的、合格的、真实的、有特色、有竞争力、有产出、可持续的目标，坚持“特色一流、内涵发展、改革驱动、高校主体”，以体制机制创新为着力点，在深化改革、服务需求、开放合作中加快建设。一是培养高素质人才。把一流本科教育建设作为基础任务，加快打造结构优化、满足需求、各方资源充分参与的卓越而有灵魂的研究生教育。重视科研育人、实践育人、创业育人。二是服务重大需求。分析把握人才培养的痛点、明确科学研究的重点、找到社会服务的难点、打造文化传承创新的支点，提供高水平的人才、高水平的成果、高水平的服务，在服务需求中实现创新发展。三是提升科研创新水平。进一步发挥好基础研究主力军、技术突破策源地作用，进一步巩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要阵地，加快推进高校科研管理和评价机制改革，产出引领性原创性成果，输出建设性社会影响。四是深化国际合作交流。要进一步聚焦学科建设，加强与国外高水平大学、顶尖科研机构的实质性交流合作，进一步完善国际学生的招收、培养、管理和服务制度体系。五是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基础是建设高素质的教师队伍，重点是建设一支高水平的导师队伍，关键是建设一流的学科团队。六是坚持特色发展。核心是打造学科特色。要有“准头”，在精准对接需求中明确目标；有“闯劲”，勇于探索；有“定力”，遵循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规律。
陈宝生要求，各地各建设高校要加强组织领导，推进工作落实，支持率先改革，形成建设合力。要坚决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积极探索建立引导和鼓励建设高校分类发展、特色发展的评价机制和办法，探索构建多元多层多维的中国特色一流大学一流学科评价体系。
应勇指出，近年来，上海市委、市政府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全力推进“双一流”建设各项任务落地落实，上海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和高校办学质量不断提升。去年，共有14所在沪高校进入“双一流”建设名单。上海市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按照教育部的工作要求和部署，扎实推进上海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始终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服务国家战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以培育“高峰”“高原”学科为基础，以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为动力，以加大教育投入为支撑，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双一流”建设之路。
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杜占元主持会议。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云南大学、兰州大学、上海市、陕西省作了交流发言。财政部、发改委相关负责同志重点对两部委加快“双一流”建设的工作考虑做了说明。
137所“双一流”建设高校、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职业教育局负责同志、部分“双一流”建设专家委员会委员参加会议。会前，参会同志分组到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进行现场观摩和交流研讨。
（《中国教育报》2018年10月1日 作者：柴葳）
教育部印发“新时代高教40条” 决定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紧紧围绕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核心点，加快形成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教育部日前印发《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以下简称“新时代高教40条”）等文件，决定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
“新时代高教40条”指出，办好我国高校，办出世界一流大学，人才培养是本，本科教育是根。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必须坚持“以本为本”，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培养大批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高素质专门人才，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进入新时代以来，高等教育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全面推进，高校办学更加聚焦人才培养，立德树人成效显著。但人才培养的中心地位和本科教学的基础地位还不够巩固，一些学校领导精力、教师精力、学生精力、资源投入仍不到位，教育理念仍相对滞后，评价标准和政策机制导向仍不够聚焦。“新时代高教40条”要求，高校必须主动适应国家战略发展新需求和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新趋势，牢牢抓住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核心点，把本科教育放在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教育教学的基础地位、新时代教育发展的前沿地位，振兴本科教育，形成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
“新时代高教40条”提出，经过5年的努力，“四个回归”全面落实，初步形成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建成一批立德树人标杆学校，建设一批一流本科专业点，引领带动高校专业建设水平和人才培养能力全面提升，学生学习成效和教师育人能力显著增强；协同育人机制更加健全，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高等学校质量督导评估制度更加完善，大学质量文化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到2035年，形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高水平本科教育，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加快实现教育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新时代高教40条”要求，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高水平本科教育全过程，坚持正确办学方向，坚持德才兼修，提升思政工作质量，强化课程思政和专业思政；围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潜能深化教学改革，改革教学管理制度，推动课堂教学革命，加强学习过程管理，强化管理服务育人，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全面提高教师教书育人能力，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提升教学能力，充分发挥教材育人功能，改革评价体系；大力推进一流专业建设，实施一流专业建设“双万计划”，提高专业建设质量，动态调整专业结构，优化区域专业布局；推进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重塑教育教学形态，大力推进慕课和虚拟仿真实验建设，共享优质教育资源；构建全方位全过程深融合的协同育人新机制，完善协同育人机制，加强实践育人平台建设，强化科教协同育人，深化国际合作育人，深化协同育人重点领域改革；加强大学质量文化建设，完善质量评价保障体系，强化高校质量保障主体意识，强化质量督导评估，发挥专家组织和社会机构在质量评价中的作用；切实做好高水平本科教育建设工作的组织实施，加强组织领导，强化高校主体责任，加强地方统筹，强化支持保障，注重总结宣传。
同时，为实施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教育部与相关部门还印发了《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的意见》《教育部 农业农村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农科教结合实施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2.0的意见》《教育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中国工程院关于加快建设发展新工科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2.0的意见》《教育部 中央政法委关于坚持德法兼修实施卓越法治人才教育培养计划2.0的意见》《教育部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提高高校新闻传播人才培养能力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2.0的意见》《教育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加强医教协同实施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2.0的意见》等文件，对文、理、工、农、医、教等领域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做出具体安排，明确了“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的总体思路、目标要求、改革任务和重点举措。在系列卓越拔尖人才教育培养计划1.0的基础上，通过拓围、增量、提质、创新，扩大了各个计划的实施范围，增强了各项改革举措的力度，提升了改革发展的质量内涵。
（《中国教育报》2018年10月18日 作者：张晨 李澈）
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
教育部高教司负责人解读“新时代高教40条”等文件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日前，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以下简称“新时代高教40条”）等文件，决定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
“新时代高教40条”等文件出台的背景和意义是什么？总体思路有哪些？有哪些近期和远景目标？主要内容和举措是什么？10月17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负责人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解读。
坚持“以本为本”，全面推进“四个回归”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高校要坚持立德树人，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本科教育在人才培养工作中占据基础地位。
“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必须坚持‘以本为本’，全面推进‘四个回归’。”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负责人表示，坚定不移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加快形成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教育部印发了“新时代高教40条”等文件，决定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负责人介绍，“新时代高教40条”和“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的总体思路有4个方面：一是服务需求，坚持以本为本。紧紧围绕新时代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特别是对本科教育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顺应新时代本科教育改革发展的背景、定位、功能、结构、格局的变化，建设高水平本科，做强一流专业，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是问题导向，推进“四个回归”。针对人才培养的中心地位和本科教学的基础地位还不够巩固，一些学校领导精力、教师精力、学生精力、资源投入仍不到位，教育理念仍相对滞后，评价标准和政策机制导向仍不够聚焦等突出问题，以“四个回归”为基本遵循，提出实用管用的改革思路和具体举措。
三是示范引领，突出率先领跑。以“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为重要抓手，加强新工科建设，推动医学、农林、文科教育创新发展，引领带动各类专业提高建设水平，强化分类指导、特色发展，建成一批一流专业，形成全局性改革成果。
四是传承创新，注重衔接协调。认真总结近年来改革发展实践中的好经验好做法，进一步凝聚共识，创新政策举措。注重做好“新时代高教40条”等文件与“奋进之笔”总体方案、“十三五”规划等的有机衔接，与“双一流”建设、思政工作质量提升工程、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等的协调推进。
构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卓越拔尖人才培养体系
据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负责人介绍，“新时代高教40条”包括10个方面40条，可分为四大部分。一是重要意义和形势要求，包括第1、2条。阐述了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的重要意义和新的形势要求。二是指导思想和目标原则，包括第3、4、5条。明确提出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的指导思想，确立了未来5年的阶段性目标和到2035年的总体目标，提出实施的五项基本原则。三是主要任务，包括第6至35条。分别从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贯穿高水平本科教育全过程、围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潜能深化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师教书育人能力、大力推进一流专业建设、推进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构建全方位全过程深度融合的协同育人新机制、加强大学质量文化建设等7个方面，明确了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人才培养体系的主要任务和重点举措。四是加强组织实施，包括第36至40条。从加强组织领导、强化主体责任、加强部门统筹、强化支持保障、注重总结宣传等5个方面明确了工作要求。
同时，一并印发的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2.0等7个文件，是对文、理、工、农、医、教等领域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做出的具体安排，明确了“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的总体思路、目标要求、改革任务和重点举措。“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旨在构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卓越拔尖人才培养体系，在系列卓越拔尖人才教育培养计划1.0的基础上，通过拓围、增量、提质、创新，扩大了各个计划的实施范围，增强了各项改革举措的力度，提升了改革发展的质量内涵，探索出一套人才培养的中国模式、中国方案和中国标准。
针对高水平本科教育建设重点难点问题打出改革“组合拳”
“新时代高教40条”针对高水平本科教育建设的重点难点问题，以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为牵引，提出系列创新举措，打出改革“组合拳”。该负责人介绍，重点包括以下8个方面的举措。
一是加强课程思政建设。全面加强课程和专业思政建设，强化每位教师立德树人意识，把思想政治教育有机融入每门课程，建设一批思政教育效果显著的精品专业课程，打造一批课程思政示范课堂，选树一批课程思政优秀教师，推动形成专业课教学与思政课教学紧密结合、同向同行的育人格局。
二是促进学生刻苦学习。完善学分制，探索实行荣誉学位，推进辅修专业制度改革，加强学习过程管理，严格过程考核，改革考试形式，鼓励符合条件的学生积极参加职业资格考试，增强创业就业能力。
三是提高教师教学能力。围绕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和提高教书育人能力，明确把师德师风作为教师素质评价的第一标准，推行师德考核负面清单制度，建立教师个人信用记录，加强高校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建设，全面开展高等学校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培训。强调在教师专业技术职务晋升中施行本科教学工作考评一票否决制。
四是打造一流本科专业。以建设面向未来、适应需求、引领发展、理念先进、保障有力的一流专业为目标，提出建设1万个国家级一流专业点和1万个省级一流专业点。强调“双一流”高校要率先建成一流专业。提出主动布局集成电路、人工智能、养老护理、儿科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民生急需相关学科专业。
五是推进慕课建、用、学、管。围绕建设高水平的中国慕课，提出建设1万门国家级和1万门省级一流线上线下精品课程。推动建立高校之间慕课学分认定制度，将优质教学资源引入中西部地区，提升高校教学水平，促进教育公平。
六是深化协同育人机制。加强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完善协同育人机制，加强实践平台建设，强化科教协同，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实施工科教师与行业人才双向交流“十万计划”，建设400个左右“农科教合作人才培养基地”，部委省共建医学院和附属医院，深化部校共建百所新闻学院，健全法学院校和法治实务部门双向交流机制等。
七是加强质量文化建设。强调把人才培养水平和质量作为一流大学建设的首要指标，提出落实本科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规范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和合格评估，开展保合格、上水平、追卓越的三级专业认证等举措。
八是强化主体责任。切实加强党的领导，明确地方教育部门和高校党委在高水平本科教育工作中的主体责任，加强领导，强化统筹，完善保障，压实责任。
（《中国教育报》2018年10月18日 作者：张晨 李澈）
清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开展
10月23日，科技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科院和中国工程院联合发布《关于开展清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指出，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重要讲话精神，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若干意见》和《国务院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要求，决定开展清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以下简称“四唯”）专项行动。
《通知》明确了涉及“四唯”做法的具体清理范围，科技部要重点清理科技计划项目、人才项目、基地建设、机构评估、国家科学技术奖励以及所属事业单位职称评审、人员绩效考核等活动中涉及“四唯”的做法。教育部则重点清理学科评估、“双一流”建设、基地建设、成果奖励、人才项目等活动中涉及“四唯”的做法，并指导和督促所属高校清理内部管理中涉及“四唯”的做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需重点清理人才项目、职称评审等活动中涉及“四唯”的做法。
中科院要重点清理院士增选、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经费、院所评估、人才项目等活动中涉及“四唯”的做法，指导和督促所属科研院所清理内部管理中涉及“四唯”的做法。中国工程院要重点清理院士增选等活动中涉及“四唯”的做法。自然科学基金委则重点清理科技计划项目管理中涉及“四唯”的做法。中国科协需重点清理院士推荐、人才项目等活动中涉及“四唯”的做法等。
《通知》指出，科技部将会同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科院、工程院对各部门、各单位清理情况进行督促指导、梳理总结，确保落实见效。 （中国网2018年10月24日）
高教论坛：
评价大学“双一流”建设成效不以排行榜和奖项论英雄
“双一流”名单公布已满一年。这项教育领域的“千亿工程”自酝酿之日起，就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这项工程目前的推进情况如何？入选的137所高校、465个学科有了哪些“动作”？在2020年动态调整期限到来之前，哪些高校和学科将获得新的准入机会，哪些会黯然退出？
这些问题，始终拨动着高等教育界的心弦……
大学和学科排名成为“双一流”建设成效的“担保者”？
近一年来，所有省级行政区域都出台了“双一流”建设方案，所有 “双一流”大学建设单位和“双一流”学科建设单位也都出台了相应的建设方案。仔细跟踪这些建设方案以及后续的建设举措可以发现，“双一流”建设高校和学科普遍将世界大学排名和世界学科排名作为了追求的关键指标。“进入四大主流世界大学排名前300名、200名、100名”“入选ESI全球前 1%、1‰”“入选QS世界大学排名前100名、前50名”等提法逐渐成为了备受业界追捧的建设目标。也有实力较弱的院校和学科期望通过国家科技奖来实现“出奇制胜”。
究其原因，当初 “双一流”高校和学科的遴选首次大规模运用国际、国内第三方评价结果作为遴选参考依据，虽然官方并未公开具体标准，但相关“遴选口径”还是通过各种方式传递到了各个层面。因为缺乏其他具有影响力和公信力的数据支撑，大学和学科排名数据正在日渐成为一种 “双一流”建设成效的稀缺证据。很多业内人士都隐约感到，大学和学科排名正在逐渐扮演“双一流”建设成效“担保者”的角色。
尽管其方法粗糙、数据采集缺乏仔细推敲，但它毕竟将全球高等教育机构放到了同一个平台上进行比较，并且输出了结果，还成为了全球新闻传媒追捧的热点，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
为何用有些指标排名会被认为是“学术歧视”？
当评价跟资源相挂钩，评价就具有了 “指挥棒”的意义。随着排名 “担保者”的形象日渐增强，其“指挥棒”效应便开始显现。
首先，高校人才培养的 “挤出效应”进一步加剧。由于科研成果和项目成为了大学教师群体的重要关切，“双一流”建设高校教师们往往将更多时间和精力投放到了获取基金、产出论文上了。部分高校为了在短期内冲击项目和成果指标，正在大幅扩大专职科研人员和博士后研究人员规模。经济发达地区的博士后人员的薪酬，已经迅速涨到几十万元年薪不等，这使得欠发达地区吸引优秀青年人才难上加难。
第二，高校对 “帽子”人才的青睐更甚。 “千人” “青年千人” “杰青”“优青”等“帽子”人才往往在海内外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就，又具有良好的成长性，引进他们往往能够在冲击指标上受到 “以一当十” “以一当百”的奇效。其实，他们中的不少人才只是初步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距离成长为成熟的教学、科研人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种超常规的引人手段，破坏了基本的学术秩序，引发了一系列的管理问题。这几年流行的另一类“帽子”人才则是“高被引科学家”。高校新增一名“高被引科学家”，往往能导致大学排名上升几十乃至数百名位次。部分高校的学科建设管理部门，也因此将引进高被引科学家作为一段时期内学科建设的关键任务。
第三，对医学生命科学学科的重复建设。近年来，随着ESI指标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和学科建设的重要指标，“双一流”建设高校普遍加大了医学和生命科学学科的建设力度。其背后的原因是：医学与生命科学领域在ESI学科领域当中占据了小半壁江山，而多数“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在工程学和自然科学领域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医学生命科学领域的空白会严重制约学校在ESI上取得进一步的表现。一些原本没有医科底子的高校都走上了合并医科、新建医科、共建医科的路子。
记得多位欧美院校研究专家曾多次向笔者提及，ESI主要是图书情报领域为科研提供检索和信息服务的工具，其指标意义仅仅局限于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研究人员、研究热点等，不适合也不应当成为大学绩效评价的指标。归根究底，ESI虽然可以对机构的科学领域进行适度评价，但对人文和艺术领域并不具有评价功能，对社会和工程领域也仅仅具有科学研究部分的指征意义。因此，用它来做大学评价是一种“学术歧视”。
大学排名本质上是一种“大学的外部公关活动”
三流的企业做产品，二流的企业做品牌，一流的企业做标准。在中国 “双一流”评价的重要时刻，一些大学排名机构敏锐地嗅到了进一步将大学排名提升为大学评价标准的机会——如果能将商业排名包装成科学评价，并且被公共部门、建设高校以及师生校友所接受，那商业排名就自然成了行业标准。
近年来，所谓“主流大学排名”的提法不绝于耳。于是，大学排名公司针对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展开了密集公关，力图主动为中国“双一流”建设的成效提供“担保”。他们所提供的各种排名数据也恰好为高校的建设成效提供证据。
但事实上，商业性排名不可能登堂入室成为评价标准。
首先，商业性排名难过科学关。大学评价是一个世界性难题。真正科学、严谨的大学和学科评价必须要面对高昂的成本，这也是很多公益性、独立性的国际组织难以有效组织这项工作的根本原因。而商业性排名机构则会严格控制成本，用他们可接受的低廉投入，选取相对少量的指标对大学这个巨型复杂机构进行简化评价。尽管这些排名的影响在高等教育领域内争议不断，各界对排名的方法也多有批评，但除了个别高校采取拒绝提供数据的行动外，却很少有国际组织、政府组织和行业协会来有效遏制这些排名的发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认为，大学排名本质上是一种大学的外部公关活动，通过数据来展示大学的优点，本质上是一种广告。由于它并没有对全球高等教育秩序造成很大的危害，又迎合了广大利益相关者的需要，媒体自然会追捧，而专业性的国际组织也觉得暂时没有必要去干预。
其次，商业性排名也难过独立关。从现有各类商业性大学排名运作的情况来看，基本分为企业办排名，媒体办排名和大学办排名三类。企业办排名需要从大学及其利益相关者那里获得营业收入，具有最直接和紧密的利益相关关系；媒体办排名需要从大学及其利益相关者那里获得广泛的关注，关注流量才是其核心利益；大学办排名需要同时扮演“裁判员”和 “运动员”两种角色。而真正的行业标准，一般是由具有第三方属性和特征的行业协会发布，其内在逻辑便是：排除利益相关关系对标准的影响。
再次，商业性排名难过可靠关。有学界人士注意到，商业性排名所选用的文献计量数据库在收录期刊和学科分类上存在先天的不完备或不匹配，简单处理后便用于大学或学科评价，在很多情况下存在数据偏差。另外，部分商业排名所开展的全球学术声誉调查和全球雇主调查在抽样方面往往未经严格的推敲。在一些排名体系下，高校支付高额认证费或咨询费后，便可推荐学者或雇主加入调查，其可信度非常有限。
故此，有太多外在影响因素左右商业性排名结果，商业性大学排名并不具备为“双一流”绩效评价提供“担保”的资格，甚至在一般性的大学和学科的水平评价上也是有心无力。这也是为什么大学排名机构研发者在高等教育的研究者和管理者面前都会坦诚相告：“大学排名并非排给专业人士看的，仅供外行参考。外行出于择校等目的有了解大学的需要，而且他们只是需要一个并不一定很准确的信息。”
第三方评价只能为“双一流”建设提供“参考”而非“担保”
“双一流”建设绩效评价，属于公共投入项目的绩效评价，最终要实现以建设绩效为基础，也要通过必要的动态调整，避免“双一流”进入重点建设“固化”的状态。
从主管部门的立场来说，在对公共投入项目进行绩效评价的时候需要考量四方面内容：一是公共投入项目管理者在从事管理工作过程中所掌握的专业信息；二是一流大学或一流学科建设单位作为被投入对象所提供的建设成效证据和建设绩效证据；三是师生校友、重大项目委托者、国际合作者、校企合作者等利益相关者对相关院校或学科的评价。四是第三方独立评价机构所提供的科学证据。
具体而言，“双一流”建设绩效评价本质上是一项专业性的政府评价，其评价权属于行政权，但评价过程必须尊重大学具有办学自主权和大学利益相关者多元化等基本规律。所以评价过程除了行政机构自身掌握的情况外，还要充分采用建设主体、建设主体的利益相关者，以及第三方独立评价机构的各种支撑性信息。这里的第三方应当符合多元性、开放性、独立性和专业性基本原则。在对“双一流”高校和学科建设单位的遴选中，主管部门开展遴选评价其实也充分采集了各种多元、多渠道的专业性信息。
换言之，在未来的动态调整中，当大学综合排名在某个排行榜上进入前300名，学科排名在某个排行榜上进入前1‰或前50名，所在学科有团队获得国家科技奖项一等或二等奖，并不能确保不出局。对高校和学科而言，“双一流”建设是一个以我为主，不断追求新境界，不断挑战新高度的过程，国家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绩效评价和动态调整，但并不存在“一刀切”的遴选和调整标准。
国家兴则大学兴，大学兴则学科兴。世界一流终将归属那些具有一流眼界、一流心胸、一流管理、一流培养和一流产出的高校和学科。（作者系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文汇报》2018年9月28日 作者：张端鸿）
搭建扎实做事的学生组织运行机制
近段时间以来，媒体频繁曝光了一些高校学生会、研究生会等学生组织中存在的“官僚气”等功利化、庸俗化问题，引发社会热议。
针对这类现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41所高校于10月6日联合发起了《学生会、研究生会学生干部自律公约》作为回应。《公约》以书面文件的形式对学生组织的官本位思想提出鲜明反对，发出了恪守学生学习本分、牢记学生组织宗旨、永葆理想主义情怀、扎扎实实做事、营造平等氛围和摒弃庸俗风气等六点倡议，呼吁恪守学生本分，不能倒置本末，牢记学生会、研究生会工作的本质是群众工作，坚决反对官本位思想和作风，充分彰显出学生干部“刀刃向内”、自我监督的决心、信心和勇气。
团中央学校部负责人对此现象也做出了积极回应。其实，早在2017年9月，团中央办公厅和全国学联秘书处已印发了《高校学生会组织章程制定办法》和《高校学生代表大会工作规则》，对高校学生会组织章程建设工作和高校学生代表大会制度进行了规范。自今年9月份又开始起草并制定《公约》，意在针对学生会组织存在的问题，可持续推动学生会深化改革。同时，学生干部队伍自身也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以期通过公约倡议大家自觉行动起来，从自我开始做起。
客观来讲，大学学生会、研究生会中的成员大多是学生群体中的佼佼者，或是优秀学生党员中的骨干分子，或是综合素质表现优良中的先锋表率，或是某一方面有突出特长的奇才偏才，或是胸怀理想的有为力量。从这个层面上说，学生会、研究生会干部队伍的基础构成和基本素质都算是精良过硬的。那么，我们不禁要追问，渗透入高校校园的官僚思想、陈腐习气又从何而来？
俗话说，治漏找因，治乱除根。追问“官僚气”从何而来，应从进入学生会、研究生会这一学生组织制度和运行体系角度切入来谈。大学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其管理运行理应尊重教育规律和学术规律。作为倡导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主体组织，存在一定的层级及分工是合理正当的。但高校倘若因层级高低之别而格外区分对待学生，过分地与保研机会、奖学金评定、发展入党、评选优秀、就业推荐等利益待遇捆绑挂钩，势必使得一批学生凌乱阵脚、不择手段地“追逐上位”；倘若学生组织文化与价值观中弥漫着行政化味道、功利气息，运行体系中处处模仿行政化工作方式和官本位思想做派，显然会令身处组织平台中的个人精致利己、装腔作势地“纷纷跟风”。
高校本是全社会的道德高地，人们尤其难以容忍飘荡出的每一缕乌烟瘴气。因此，从大处来讲，正风反腐也是一场价值观的较量，营造风清气正的学生工作文化，事关国家未来，丝毫不能疏忽和懈怠。秉纲而目自张，执本而末自从。对此，制定完善学生组织管理制度的同时，须订立针对学生干部的约束制度和监督体系，形成权力职责、纪律规矩之上的约束，采取公开竞聘、民主程序之上的监督。还要坚持好学生代表大会制度，形成针对学生干部培训、教育、管理、激励、评价等一系列过程制度，并在改革过程中将之具体化，以根治影响学生行为规范、修为修养的“官僚气”，消除学生组织中的不正之风，激励大家更好地规范自我，回归初心，更好地把学生组织服务同学的作用发挥出来，把自治组织的活力和朝气释放出来，让平等自由、独立开放、科学民主的新风劲吹。
叩问“为什么而出发”，学生组织就是为学生服务的组织，既要为同学发声，处理校方和同学的关系，维护学生权益；又要为同学提供更加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生活，提供更多第二课堂的平台和成长成才的选择机会。高校学生干部是青年大学生中的代表，唯有脚踏实地为同学服务，在实践中锻炼自己、增长才干，才能涵养朝气、弘扬正气，努力求真、向善，成为胸怀理想、心系同学、品学兼优、作风扎实的优秀骨干，才能让学生组织发挥最大作用和价值。
（《中国教育报》2018年10月10日 作者：张立迁）
学术交流为教育“去行政化”吹来清风
——中国科大探索通过学术交流会议对教授进行述职考评
教育“去行政化”说过多年了，如何“去”是个难题。
近日，“中国科大对教授采取‘柔性考核’——通过学术交流会议总结科研人员3至5年的阶段性工作，以‘同行交流’代替‘述职考评’”，为我们吹来了一股教育“去行政化”的清风，打开了一扇行政考核与科教相结合的窗口。
中国高校对教师的行政考核可能在世界上是最严厉的国家之一。在以论文、职称、“帽子”为导向的高校考核机制下，教师对教学心不足，力也不足。有的教师认为，现在“扎扎实实投入教学的教师可能‘挨累不讨好’，长此以往也会失去教书的动力”。一方面本科教学质量大面积不如意，另一方面中国高校教师与学生的学术交流能力普遍很弱，不仅总结科研思路和语言逻辑表达能力弱，更是激发创新思想、相互交流与质疑纠错能力弱，这直接导致我们高校培养的人才科技创新能力不足。
中国科大以“同行交流”代替“述职考评”，化弊端为神奇，无疑是去芜存菁、提高学校综合创新能力的一项好举措。在他们5年的这种实践中，这一措施得到教师学生的欢迎，说明了这一改革探索很有意义。
有的教师更是认为，这是学校“学风正”的重要表现，“跟国外的学术机构很像”。这不无道理，因为我国的中学特别是高中阶段的学生，普遍被逼着做题目，这使他们对真知的探究、对事物的好奇心几乎消耗殆尽了。面对高中教育的现实，中国科大保护、保持这些将来富有创造性的青年学子对科学的巨大热情和好奇心，就是当前学校紧迫需要树立的优良学风。
因为优化良好办学氛围，首要的就是尊重学术，从制度上保障学术的独立自主地位。正是在这一“短板”上，中国科大进行了很有意义的探索。
这种探索的意义除了上述提到的，在笔者看来还有一层更深的意义，那就是重新发现学术交流这一科学机制的魅力。现在我们对学术交流的认识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它不仅仅是学术信息的集散地，更是启迪思维、纠正谬误的实验室，激发创新思想、弘扬质疑批判科学精神的试验田。然而学术交流的这些核心价值在我国还远远没有开发出来，更缺乏实际运用的经验。
为什么会出现“项目多、帽子多、牌子多”的现象，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在科学机制资源宝库中，我们只熟悉那些少数已经运用了无数次的管理手段，而很多好的科学机制我们尚没有全面认识清楚，更没有开发出来加以运用。
我们的科学管理手段有限，甚至可以说是贫乏，没有更多更好的措施来替换。虽然中国科大仅仅是将学术交流这一科学机制扩展运用于对教师的行政考核，但无疑对开发运用更多有效科学机制、改变我们科学管理手段不足、管理方式不适应科学快速发展的落后状况有无比巨大的意义，在破解科技体制改革中的痼疾，中国科大敢于“吃螃蟹”的精神与做法值得称赞。
中国科大的探索还有一点启示：科学管理需要并可以与“学科融合”。我们知道，高等教育正发生不同学科深度融合的变化，那么教育管理与学科能不能融合、怎样融合？中国科大将“学术交流”这个学术问题与不沾边的“述职考评”相联系，这种独特探索难道不是学科与管理的结合？如果这一探索得到认可，那么其他的学术问题、科学机制能不能与管理相结合，并运用于教学科研管理？
自实施科技创新战略以来，中国高校进行了不少政策、管理方式的大胆改革与创新，但尚不能适应教学科研快速发展变革的现实。在管理手段上正愁于有效管理手段不足，此时，中国科大这一探索无疑为我们打开管理与“学科”融合开辟了一条新路径。
那么，其他的管理手段能不能与学科相结合？难道我们只能简单地揪住项目、“帽子”、牌子不放？只能在经费、奖励上发力？
面对大学时期学生个体思维日渐成熟、自我意识强势觉醒的新常态，面对教育创新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和迫切的新常态，探究教学科研的新动能，推动教学科研新发展，正是开拓创新的大好机遇。这就是中国科大的探索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中国科学报》2018年9月29日 作者：高峡）
多部门联合开展清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
人才评价这杆秤该如何“定星”
日前，科学技术部、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联合发文，开展清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这意味着，我国人才评价、学科评价的标准将有较大改变，不再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同时，将更加突出品德、能力、业绩导向。
消息一出，立刻引发学界广泛关注：“论文毕竟还是硬指标，不唯论文会否引起新的不公平？”“品德、能力、业绩究竟该如何评定？”而更多有远见的学者指出，任何评价体系都只适用于某一发展阶段，当中国科研发展到了新的高度，必定要出现与之相适应的评价方式。眼下，人才评价这杆秤是时候重新“定星”了。
带着“四唯”倾向的评价体系，是时候改进了
此次专项行动，对三部两院分别提出了不同的清理要求，内容涉及科技计划项目、人才项目、学科评估、职称评审、人员绩效考核，乃至院士增选等活动中涉及“四唯”的做法。清理方向是将部门和单位各类政策文件、考核评价条件和指标、管理信息系统和工作表格中涉及的相关内容进行修改。
离年底还有两个多月，正是各类考核即将开展之际，专项行动引起的震动之大，可想而知。有业内人士透露，相关主管部门接下来会有更大动作。尽管清理“四唯”的工作量极大，但采访中大多数学者认为，“四唯”倾向的人才评价标准是时候改变了。
“现有的评价体系曾为促进中国科研发展起到过积极作用。”复旦大学一位学者表示，二三十年前，中国的科研整体水平较低，很难建立起高水平的同行评议机制，所以必须有一套相对量化的标准来衡量。
但当这一评价标准成为学术界追求的目标，造论文、造项目的现象随之涌现。知名微生物学家、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赵立平以论文考核举例：一开始考核论文篇数，后来又改成看影响因子，“这无形中会让科研人员追逐热门领域，而放弃真正意义上的原创科研。”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所长蒋华良说，真正的科研需要“板凳一坐十年冷”。该所研制防治阿尔茨海默症新药坚持了21年，才发表了第一篇论文。然而，在现有评价体系下，没有高影响因子的论文，就搞不到人才“帽子”，继而影响后续拿项目和个人发展。这导致了整个学术界的心浮气躁。
“不唯”并非“不看”，评价需多元合理
当然，也有人担心，没了论文、学历、奖项等“硬杠杠”，会否让科研陷入到人情关系的泥潭中？
对此，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丁奎岭认为，“不唯”并不等于“不看”，而是要根据不同类型的人才，建立多元合理的评价体系。比如，不“唯论文”可以不看论文的数量、影响因子，但一定要看研究者代表作的水平，看他解决了什么问题、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此次专项行动的通知提到，未来将推广代表作制度。作为国内最早推出代表作制度的高校，复旦大学人事部门负责人钱飚介绍，在复旦大学，代表性成果包含了教学、科研、智库或者是服务国家重大需求的成果。但这些成果是否可被归为代表作，则必须通过校外和海外同行评审，在评审过程中必须避免师生、同门等各种关联。
有学者提出，针对不同学科，应有不同的评价标准。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黄震表示，上海交大的人才评价是根据“多元发展、分类评价”原则，鼓励教师选择适合自身特点的发展路径，并针对不同类型的人才，制定相应的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不会用“同一把尺子”去衡量不同类别的人才。
中国科学院沪区某研究所一名研究员刚刚拿到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他的工作集中在成果转化，在“基础研究看论文，应用研究看奖项”的评价环境中，尽管他的专利技术已输出海外，其实验室技术在国内产值高达数亿元，还是补发了几篇颇有水平的论文，才拿到了 “杰青”。 “虽然论文不算很出色，但总算够格了。”他说，这也是今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在 “杰青”评选中对 “唯论文”导向进行调整之后的结果。
还有学者提到，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科研评价不能唯“出身”，而应是“英雄不论出处”。唯出身论，会带来科研“圈子”的问题——当大家都封闭在小圈子里，就很难有客观公正的评价标尺，亦难促成创新、引领性的科研成果出现。
（《文汇报》2018年10月25日 作者：姜澎 许琦敏）
不戴“帽子”，办大学就名不正言不顺吗
近日，刚刚卸任的山西大学校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达了类似这样的观点：办大学，有“帽子”才能名正言顺，有名分比什么都重要。很明显，这位校长的论调与科学精神相悖，有些不中听。然而，校长所言何尝不是一番“不正确的实话”，这其实比讲一堆“正确的废话”要有诚意、有意义得多。
谁也不能否认，山西大学要发展就必须戴上“帽子”——有了名分、平台，自己再“争气”一些，才有可能争取到更多支持和资源，才有可能良性循序向前，从而弥补一些地理、环境上的劣势。毕竟，在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大背景下，连自带光环的兰州大学都难逃“风雨飘摇”的命运，遑论其他。或许可以说，对于地处欠发达地区的大学而言，“帽子”的神奇功效不亚于救命稻草。
当然，刚需之外，“帽子”更多时候是一道“名成而利就”的门槛。没人会嫌钱多，那些发展得顺风顺水的大学，对于多几顶锦上添花的“帽子”自然也是乐意之至。有钱有资源，就能轻松吸引优秀的师资；各项评估指标上去了，又能轻松摘得更多更好的“帽子”……如此办大学，可不是有“帽子”万事足、有名分比什么都重要么。
而除了优化师资，“帽子”对办大学还有一大神助攻，就是招徕生源。就业时，全社会不加掩饰地对顶着诸如985、211等“帽子”的毕业生更加“友好”，很多单位甚至直接将此设为招聘的硬性条件，哪怕这一条件与能否胜任工作其实毫无关联。比如，曾在采访时听过某铁路建设单位老员工吐槽：真正专业对口的铁路院校毕业生连报名资格都没有，而符合条件最后招进来的985、211毕业生很多根本不懂铁路。
现实是荒诞的，“帽子”作为功利主义的代表性产物，偏偏能在理应纯粹的学术生态里覆雨翻云，为大学发展照亮一条“康庄大道”。校长也是坦诚的，没有“帽子”，办大学将举步维艰。这与科学精神所指谪的许多问题其实都是相似的——道理浅显易懂，但裹挟在社会现实里，暂时没啥太好的解决办法。 （《科技日报》2018年10月29日 作者：杨雪）
论大学内部治理的转向
保证现代大学建设所形成的“根”、坚守的“魂”不变，其所依赖的是经济学家诺斯所强调的制度，“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对于大学而言，孙霄兵认为，“一所大学能走多远、能变多强，不是取决于其规模和一些具体的指标，而是取决于基础性制度的完备程度。”当前，在政府引导下的“双一流”建设，以及大众化阶段的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建立现代大学内部治理体系的关键是制度设计。
大学内部从科层制管理转向人本管理、从组织的自我封闭转向社会开放表明，大学组织从管理走向治理有其内在的必然要求，它是人们关注当下的情境并强调“共同参与”的结果。大学治理着力于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它试图将科层制管理下的人解放出来，将组织使命和愿景融于个人发展之中，使组织中的每个人都在现实的共在场域中展现自己的能力，协作共进。在迈向高等教育强国的征程中，大学通过制度设计推进其内部治理的转向势在必行。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的大学组织治理范式的创新，从制度设计的视角，可以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予以审视，这是寻求治理创新路径和方法的基本策略。三个层面以“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为核心，各有侧重：宏观上要谋定而后动、中观上要守正且出新、微观上要传承与借鉴。
宏观层面：谋定而后动
一是从国际高等教育变化趋势看，以多元、开放与包容作为制度设计的前提和基础。柏林自由大学教授克里斯多夫·沃尔夫指出，面向未来的教育必须考虑三个关键因素：和平、文化多元性和可持续性，并且应当在教育制度上进行相应改革。斯鲍恩在《大学的适应性结构》中提出大学必须适应五个方面的变化：经济的重组、国家角色的变化、人口的变化、新的技术和日益加剧的全球化。这种变化要求大学的活动及其内涵都要发生相应的变化，教师的知识创造和传授方式等都必须随着外部环境的发展而变化。匹兹堡大学教授詹姆斯·贾克伯提出，高等教育机构在决策中有四个关键要素，即战略、文化、科技和结构，中国高等教育未来只有从这四个方面着手，才能应对全球化事业的新挑战。前瞻性的战略目标、措施，传统文化的发掘、对外来文化的包容、科技水平的提升、结构的改善四个方面对于我国大学组织治理而言，具有拓展谋划思路的重要参考价值。
二是从国内大学内部治理现实基础看，要着力解决制度设计与运行的冲突。我国高等教育法规定了大学内部治理的五个维度：党委、校长、学术委员会、教职工代表大会、理事会。应该说，这一框架形成了大学“共同治理”的基本样式。但在五个维度中，学术委员会是较弱的一个方面，而它之所以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跟“放管服”职责边界划分不清、“管办评”分离程度不够有较大的关系。从外部看，大学应当是一个独立的办学实体，不是教育行政机关的附属机构；从内部看，大学是一个以育人为根本任务、教学与科研嵌入式互动的学术组织，不能由行政权力决定一切、管理一切。政府办大学，对大学的办学方向、办学质量毫无疑问负有监督管理责任，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政府拨款是公立大学办学经费的主要来源；第二，政府制定以尊重教育基本规律为前提的法律、法规、政策、方针，这些纲领性的法规和文件必须得到严格执行；第三，政府参与、监督大学校长的遴选；第四，政府监督大学的办学质量。大学管理者根据政府要求履行其管理职责，而学术事务交由学者共同体去处理。总之，厘清边界、各司其职、协同推进是解决制度设计与运行冲突的基本走向。
中观层面：守正且出新
一是以回归学术本真为出发点优化治理路径。面对外界对它的冲击，大学组织首先需要的是改革的勇气、智慧和力度；简单修复式的改革难以撼动大学组织的固有缺陷，它需要从新时代大学组织的使命与功能、价值与意义进行整体设计，更新管理观念。大学组织面临管理至上、利益至上的价值取向威胁，而其本真是“只服从真理”“学术至上”等。这种困境的突破，其基本路径在于：强化学术与公共资源的学者化配置（以学者配置为主）、学者与学术组织对于学校决策的影响需要“育人与求真”的组织制度设计价值取向、相互制衡的组织结构优化与完善、合作共进的组织运行机制。
二是将行动方式的守成向治理要素系统性变革转变。今天的大学与传统大学的不同点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大学的开放性更加凸显。大学对外界的开放是大学发展到今天的一个必然趋势，它需要与外界持续并快速地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互动。第二，大学基本要素的流动性加强。科学、技术、知识与人才等大学的基本要素在校内、校外之间的流动速度在加快、流动方式多样化。第三，大学的核心竞争力主要表现为知识创新、传播与应用的一体化。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变迁更加紧密，前沿性研究与其成果应用之间的时间在不断缩短，培养的人才与社会的适切性成为主要矛盾。第四，立德树人是大学人才培养的基本出发点。大学需要培养具有高尚品德、心理健康、富有学识、创造才能的创新型的人才，这样的人才需要在人文与科学环境中养成，而不是培养社会的“机器人”。基于以上四个方面的特点，大学内部治理要素（理念、制度、组织结构、人才培养方式等）的变革将成为推动大学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微观层面：传承和借鉴
一是以权力平衡健全完善制度体系。大学去行政化成为近年来的热点话题，但去行政化的本真要义是什么、为什么要去行政化，这些问题无论是在理念、制度还是行动维度，都尚未达成一致。这涉及到大学内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适度分离与平衡。例如：《复旦大学章程》规定，学校领导和部处负责人退出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清华大学提出校长不担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诸如此类的制度设计，是否真的能实现大学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分离，以及各司其职？游戏规则的制定为行动奠定了基础，但落在实践上还需要认同大学组织的使命与价值，真正实现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平衡，同时又共同驱动大学组织治理的有序开展。
二是以场域互动满足相关利益群体的价值诉求。从场域视角看，大学组织实质上是若干场域的相互交叉与整合的组织：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管理者群体与学者群体、教师群体与学生群体等，这种交叉是现代“多元巨型大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如果分离，它会带来新的问题，如学者对于资源的配置会以学科本位的思想来争取，从而形成另一种资源配置的集权，导致大学管理效率低下。这就形成大学内部治理的纠结之处：大学需要管理的专业化，也就是要求精通管理的人员来管理大学，按照科层制理论，管理是需要一定的职权的，而职权是对决策产生重要影响的方面。去除了管理者的资源配置权，又如何去管理？而学者们把较多的时间用于学校管理，他们又有多少时间去从事研究和育人？不同逻辑之间的纠缠，困扰着大学的管理者与学术人员。我们认为，解开这个“死结”的一个思路是以布尔迪厄的场域论来考察大学内部治理，因为场域中的个体在不同场域之间承担角色的过程中有一种“自平衡”的作用。从整体上看，大学内部治理是在不同利益群体形成的若干场域相互交叠互动中完成的。大学作为一个非营利性组织，是一个典型的利益相关者组织，每个人都承担一些责任，但没有任何一部分人对自己的行为负全部责任。对于大学组织来讲，内部治理是指大学组织内部各利益相关群体基于博弈的制度安排、结构形成、运行操控。从场域角度审视大学组织内部治理需要以大学组织制度健全完善为基础，以组织结构重构为重点，强化顺畅的组织运行机制。
三是以重心下移激发基层学术组织的创新性。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一般来说，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应当体现“本体上的学术性、主体上的自主性、治理上的民主性、路径上的开放性”。但如何才能保证大学在传统固化的体制下与现实强烈的诉求中激活其内在的动力，提高治理的有效性，使其得以有序、可持续发展？在大学治理重心下沉、政府政策引导、试点学院探索的现实背景下，将治理重心下沉到基层学术组织显得尤为必要。基层学术组织治理源于学院模式，托尼·布什（1998年）认为，学院模式是组织通过讨论的方式达到意见一致，并通过这样的过程进行决策；权力是由组织中的所有或部分成员共同分享的，他们对组织的目标都有共同的认识。我国大学学院党政共同负责制从理论上说应该是一种较为合理的制度设计。一方面，以学院党委（党总支）书记为首的党组织系统的人员岗位本质上属于管理岗位，他们的优势如果得到充分发挥，对于学院治理中管理的有效性具有重要作用，从而弥补来自学术背景的、以学院院长为首的行政管理组织人员的管理知识、能力与方法方面的短板。另一方面，学院这种组织建设本身意味着教育、学术与管理三重含义。因此，其治理逻辑须遵守教育逻辑、学科逻辑和组织逻辑，单一的学院治理范式应当向多重治理范式转换，即制度治理、共享治理、和谐治理是学院治理的路径选择：制度治理是前提，共享治理是基础，和谐治理是目标。（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
（《北京教育》2018年10月30日 作者：胡仁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