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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正组织力量研究“双一流”建设情况动态监测机制

10月16日，教育部官网在“建议提案办理”一栏发布了《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7886号建议的答复》（以下简称《答复》）。教育部针对“关于完善‘双一流’建设配套政策的建议”，经商财政部，予以正式答复。

一、关于尽快出台“双一流”建设绩效评价标准

“双一流”建设是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重大引领工程，建设成效评估具有根本导向。建立“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体系和评价办法，已列入中央《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的2019年重点任务。成效评价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和唯一标准，坚持对标世界一流，聚焦人才培养、创新能力、服务贡献和影响力等核心要素，立足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强调中国特色和质量水平，突出人才培养质量和改革创新能力，注重价值引领和服务贡献，建构多维多元多层次的“双一流”建设评价体系。目前，教育部正在抓紧研究制订，组织了专门力量集中开展研究，并通过调研、问卷、研讨班等多种形式，广泛听取省市和高校建议，待形成初步方案后将征求省市和高校意见。

根据国务院印发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双一流”建设确定每五年一个建设周期，第一轮周期为2016-2020年。考虑到建设范围的确定是在2017年，我们适当延后了中期评估时间，并以自评为主，一般不对建设范围进行调整，为学校安心建设营造环境。

二、关于加大中央财政对省属高校的支持力度

中央财政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重大战略决策，不断完善投入机制，加大投入力度。根据“双一流”建设总体方案和高校管理体制，中央财政对纳入“双一流”建设范围的高校，采取分级支持的方式。在中央高校层面，由中央财政纳入中央高校预算拨款制度中统筹考虑，并通过“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给予引导支持。在地方高校层面，由各地结合实际推进，所需资金由地方财政统筹安排，中央财政通过“支持地方高校改革发展资金”给予引导支持。

2018年起，中央财政在分配专项资金时，充分考虑地方“双一流”建设因素，积极支持地方高校建设一流学科。在资金使用上，赋予各地较大的自主权，资金采取因素法分配，额度下达到省级，各地可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高水平大学建设情况，统筹用于支持地方高水平大学一流学科建设，提高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水平。同时，中央财政积极指导推动地方改革完善地方高校预算拨款制度，引导地方参照中央高校支持“双一流”建设的原则，大力支持地方高校“双一流”建设。地方政府和有关主管部门应通过多种方式，对“双一流”建设加大资金、政策、资源支持力度。建设高校也要积极争取社会各方资源，形成多元支持的长效机制。

下一步，中央财政将通过现有渠道，继续完善支持机制，进一步加强对转移支付资金支持地方高校“双一流”建设的绩效评价和督促指导，会同教育部等部门健全“双一流”建设绩效评价标准体系，研究探索“双一流”高校分类评价分类支持政策，支持地方统筹推进“双一流”建设，带动和引导地方高校提高办学层次和质量，提升高校服务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三、关于加强对“双一流”建设的过程指导

2017年“双一流”建设名单公布以来，“双一流”建设进入实质性组织实施阶段。为加强对建设高校的指导，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于2018年8月联合印发了《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建设高校的责任主体、建设主体、受益主体地位，引导高校深化认识，转变理念，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确保实现建设方案的目标任务。2018年9月，教育部在上海召开了“双一流”建设现场推进会，2018年4月、2019年5月两次举办面向所有建设高校校领导和省市教育主管部门负责同志的“双一流”建设专题研修班。同时，深入学校调研加强个性化指导，杜占元同志牵头调研了20余省、考察了70余校，翁铁慧同志已牵头调研20余省份、近60所建设高校，与高校相关负责同志面对面交流，听取情况汇报，了解建设成绩、问题和诉求，凝聚建设共识。

下一步，教育部将在今年开展的“双一流”建设中期评估中，以自评为主的同时，发挥专家委员会作用，组织委员及学科专家，对各校中期评估报告进行审议，提出个性化指导意见，并将选择部分建设高校进行实地指导。同时，教育部正在组织专门力量研究建设情况动态监测机制，以利于及时对高校建设情况进行跟踪指导。

（教育部网站2019年10月17日）

 

高等教育法执法检查：有的省近2/3高校生师比不达标

近年来我国高校人事制度改革虽有突破，但总体滞后，教师队伍建设亟待加强，有的省近2/3本科高校生师比不达标，有的省相当一批高校生师比超过22：1，未达到国家基本办学要求（18：1）。

21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作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高等教育法实施情况的报告，谈到了上述高校师资力量问题。

本次高等教育法执法检查，涵盖了公办高校和民办高校，部属高校和地方高校，既有综合性大学也有专业性院校, 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

“总体上讲,高等教育法基本得到有效实施，大多数法律条款得到落实，实现了立法目的”，王晨表示，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人才培养质量和科学研究水平稳步提升，对国家发展贡献度不断提高，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不过，执法检查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教师队伍建设亟待加强”，王晨说，检查发现，教师数量与高校办学规模、人才培养需求不匹配，不少地方的高校长期受编制不足的影响，教师缺口较大。有的省近2/3本科高校生师比不达标，有的省相当一批高校生师比超过22：1，未达到国家基本办学要求（18：1）。高端人才引进难、培育弱，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学术大师和学科带头人数量不足。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比例不高，技术技能人才难以进入教师队伍。由于教师考核未能充分考虑学科和岗位特点，导致一些教师不能安心教学科研“坐冷板凳”,“兼职当主业，授课当副业”。“西部和东北地区高层次人才流失严重，已成为当地高校发展的‘痛点’。有的省份在5年间副高职以上专任教师流出流入比超过3：1，有的高校近3年高层次人才队伍呈现负增长状态”，王晨说。

王晨还谈到，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还需加大力度，科学选才和公平公正依然面临挑战，检查发现，改革的整体性和协同性有待增强，高中阶段教学改革与高校选拔人才衔接不够。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标准不统一，中学操作难，高校使用难。部分地方高中阶段在政策、资金、设施、师资等方面的保障还没到位，考试形式、试卷题型比较固化。

高等教育法要求，高等学校应当“以培养人才为中心”。但是检查发现，部分高校聚焦人才培养的意识不强，过于重视外部评价，在学校发展上急功近利，主要精力和资源放在学校排名、论文数量、项目申报等显示度较高的工作上，对长远发展谋划不够。高校科研创新也存在短板，高质量标志性成果产出低，在一些关键领域“卡脖子”问题上突破少，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未充分调动，对奖励措施和收益分配等激励政策普遍存在顾虑。

“一些高校办学定位不科学，学科专业特色不鲜明，人才培养的层次类型不合理”,王晨说，检查发现，经济社会发展最为需要的应用型、复合型、技术技能型人才十分紧缺，人才供给和市场需求“对不上”，毕业生就业难问题逐渐显现，高等教育“产能过剩”的隐忧不容忽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专业人才培养不足，全科医生、幼儿教师、家庭护理等民生急需专业人才相对匮乏。

（《新京报》2019年10月21日 作者：王姝）

学科评估应分类分地域进行？教育部对人大代表建议进行答复

　　您提出的“关于改进学科评估方法及指导高校学科建设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学科评估应分类分地域进行，充分体现学科服务地方发展的贡献和不可代替性

　　您提出学科评估应分类分地域进行，并充分考虑学科对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的不可替代性和贡献度，给予不可替代性学科更高的权重，该建议对今后开展评估工作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学科评估属于水平评估，重点考察学科发展成效，不同于政府合格性评估或质量认证。为避免学科建设同质化，我们对95个学科分9类建立了体系框架，每个学科独立设置权重；为充分体现不同地区、不同类型高校的差异性发展成果，设置了“代表性成果”“学科简介”“社会服务贡献案例”等观测点来体现不同学科的特色贡献，引导学科服务国家重大需求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下一步，学科评估将坚持以“质量、成效、特色、贡献”为价值导向。一是进一步强化分类评价，研究按学科门类或一级学科建立评价体系；二是进一步强调“代表性成果”评价；三是进一步突出学科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来体现不同地域、不同类型高校学科特点。

　　二、关于加强对“相关学科”同时考察评价的建议

　　您提出在评价某一学科时，也要考察联系紧密、互为支撑的其他学科的建设情况，进而保障学科群均衡发展，我们表示赞同。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教育部创立“归属度”认定成果方法，科学评价跨学科成果，鼓励交叉学科发展。同时，首次创新提出了“绑定参评”方法，要求满足参评条件的同一门类学科须同时申请参评或均不参评，既避免了相近学科间资源、成果的肆意整合，保障了结果的准确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高校正视同一学科门类的发展现状，推动高校自主优化学科布局，克服盲目扩点、“摊大饼”式的学科建设倾向，保障学科群均衡发展。

　　下一步，将进一步优化“绑定参评”原则，注重对相近、相关学科数据的深度挖掘与分析，帮助高校了解学科优势与不足，引导高校注重学科的统筹规划及内涵建设。

　　三、关于更好使用评估结果的建议

　　您提出建议高校要打基础、谋长远，淡化学科评估结果与资源分配之间的关系，引导学科瞄着标志性成果努力，对此我们表示赞同。学科评估是教育部学位中心以第三方评价方式开展的非行政性、服务性水平评估项目，其目的是服务大局、服务高校、服务社会，不是为某特定项目量身定做的产品。教育部认同您所说的政府和高校在资源分配过程中，不仅要关注学科发展水平，更要关注社会对该学科的需求程度，要注重构建良好学科生态。在学科建设上，要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对于地域特色明显、发展潜力较大、社会需求较强的学科，要优先支持其建设。

下一步，教育部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围绕立德树人成效、师德师风、破“四唯”等内容，完善评价体系。通过完善结果发布方式，突出各地域学科建设成效，引导有关部门和高校更好地使用评估结果，促进学科良性竞争，构建良好学科生态。

（教育部网站2019年10月28日）

 

教育部印发《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

连续三年不承担本科课程 教授转出教师系列

　　在教育部10月31日举行的新闻通气会上，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表示，“本科教育是高校发展的‘牛鼻子’。办好本科教育不是在哪一个问题、哪一方面取得进展甚至突破就可以完成，需要在办学思想转变、育人理念更新、体制机制改革、质量标准制定、技术方法创新、教与学范式改变、质量文化建设等方面啃下硬骨头。”

　　当日，教育部印发《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经过3年左右时间，建成万门左右国家级和万门左右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意见》强调，高等学校要严格执行教授为本科生授课制度，连续3年不承担本科课程的教授、副教授，转出教师系列。严格执行国家对高校的生师比要求，完备师资队伍。严格执行课程准入制度，发挥校内教学指导委员会课程把关作用，拒绝“水课”进课堂。严格考试纪律，严把考试和毕业出口关，坚决取消“清考”。严格课程质量评估，在专业认证、教学评估中增加课程评价权重。

　　《意见》明确，以提升教学效果为目的创新教学方法。强化课堂设计，解决怎么讲好课的问题，杜绝单纯知识传递、忽视能力素质培养的现象。强化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解决好教与学模式创新的问题，杜绝信息技术应用的简单化、形式化。强化师生互动、生生互动，解决好创新性、批判性思维培养的问题，杜绝教师满堂灌、学生被动听的现象。

　　据悉，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注重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培养课程建设的创新性、示范引领性和推广性，省级一流本科课程注重解决本地区高校长期存在的教育教学问题。

　　吴岩特别指出，全面振兴本科教育攻坚战，必须在宏观、中观、微观等方面有序推进。在具体落实和推动上，要从宏观上抓思想、抓理念、抓制度；在中观上抓质量标准、抓专业结构、抓标杆示范、抓改革创新；从微观上抓队伍、抓师资、抓学生。

　　“通过抓学风、抓学业、抓实习、抓考试、抓毕业、抓主辅修、抓双学位制度改革、抓体育、抓阅读、抓社会实践，让学生忙起来。”吴岩说，不仅希望学生能在传统意义上忙起来，更需要学生在创新创业、知识能力素质方面开拓新路。

　　针对“河北体育学院40名大学生旷课多被直接退学”“中国人民大学拟给予16名学生退学处理”等事件，吴岩表示，各个学校在管理方面严起来是一个共同的做法，如果学校是依据相关规定作出的处理，这是一个好的信号。

（《中国青年报》2019年11月1日 作者：叶雨婷）

高教论坛

新时期地方高校“双一流”建设如何发力 

    “双一流”建设是引领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内涵式发展的国家工程。当前，“双一流”建设已进入“加速期”，作为“双一流”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地方高校应着力在以下三个方面集中发力。

    持守定力强信心

    “双一流”建设非一日之功，需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强大定力。

    一是从重大政策中增强定力。打破身份固化、动态调整、有进有出的政策导向，为地方高校跻身“双一流”行列提供了可能与条件。在首轮“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中，有19所非“985工程”“211工程”的地方高校凭借优势特色学科跻身“双一流”建设高校行列。国家系列政策强调高校要增强改革创新、特色发展的定力，加快区域高水平大学及优势特色学科建设；要主动摒弃“规模情结”和“功利行为”，不能简单粗暴地撤销、合并、拼凑学科，不顾实际地引进“帽子”人才，甚至不惜重金“买人”，而要坚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一流学科建设不能“单打独斗”，更不能陷入“孤军奋战”，必须致力于优化学科生态，以一流学科建设引领健全学科生态体系，提升核心竞争力与社会贡献度，进而带动学校整体发展。

    二是从教育规律中坚守定力。“双一流”建设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项长期任务”，并非“三年打基础，五年见成效，十年大跨越”那么简单。在“双一流”建设理念上，地方高校要始终坚持“三个面向”“三个突出”“一个全面提升”。在“双一流”建设重点上，要以增强服务重大战略需求能力为导向，不断提升解决国家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能力。在大学的内部治理上，要以把握机遇为定向，与时俱进地推进改革；以战略定位为方向，坚定不移建设区域高水平大学；以现实问题为指向，开展“基于目标，针对问题”的诊断式改革，优化机构设置与职能整合；以师生利益为取向，实施“普惠式”改革，既要激发人的活力，又要维护人的利益，不断增进师生员工的福祉。

    三是从大学文化中保持定力。地方高校加快“双一流”建设，需要砥砺家国情怀，激发使命担当。大学，作为“人的存在”和“文化的存在”，经过长年累月的积淀，形成了具有院校特质的优秀文化，这种优秀大学文化不仅为地方高校加快“双一流”建设提供了精神动力，也让地方高校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大学排名市场的诱惑与干扰面前，仍能保持“不畏浮云遮望眼”的战略定力。一流大学、一流学科不是“自封”的，而是在为经济社会提供优质服务中逐步确立的。一所大学尤其是高水平大学，“能在国家的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不是因为其学识，而是因为其服务精神，学校必须成为国家的学校”。地方高校加快“双一流”建设需要营造全员自觉追求卓越的文化氛围，追求有品质、有精神内涵和有文化特质的高水平，在具体的办学行为上体现为品质教学、品质管理、品质服务等。

    汇聚合力优资源

    “双一流”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既需要中央政府重大政策的牵引，也需要地方政府的大力统筹，更需要强化高校的主体责任。地方高校必须汇聚各方力量，构建“双一流”建设的强大动力系统。

    首先，政校紧密联合。政府的支持对高校的改革发展具有关键作用，地方高校必须紧密联合地方政府，主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重大战略。面对地方政府和区域产业的最新需求，地方高校必须建立重大需求快速反应机制，做到提前介入、快速反应、主动作为、行有成效，满足和引领社会需求，进而获得地方政府的支持，占领发展先机；应当鼓励教师将高质量的“文章”升级为地方党委和政府的“文件”，将深思熟虑的“咨询对策”转化为地方党委和政府的“产业政策”，将学校打造成为区域经济社会的人才中心和高级智库。

    其次，产教深度融合。与部属高校相比，地方高校与所属区域有着天然的紧密联系与合作优势，但问题或不足在于服务能力，特别是重大服务能力的短缺。在科研组织模式上，地方高校要着力提升服务战略的能力，强化有组织的科研，在人才、智力、技术、创新成果等方面与区域产业深度融合，进而引导学校科研组织模式向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科研成果产业化的全链条一体化科研组织模式转变，与大企业、大平台建立知识产权约束和共享机制，为区域高等教育高质量内涵式发展和区域重点产业转型升级注入新动能，打造新引擎。在科研工作格局上，要致力于打造大平台、承接大项目、培育大成果、作出大贡献，加快国家、省部级、校级、院级创新团队体系建设，形成“一院一平台”的科研格局和“一年一大事”的科研氛围。

    最后，资源高度聚合。资源、特别是优质资源，是推进“双一流”建设的“润滑剂”。地方高校不仅要千方百计开拓办学资源新渠道，还要促进有限的资源高度聚合。在理念上，要从学校的战略目标出发，坚持“好钢用在刀刃上”，坚决打破平均主义的资源配置方式和“人人都有份”的平庸主义，盘活资源现量，用活资源存量，激活资源增量。在方法上，要从与学校“双一流”建设目标的契合度、一流学科建设的贡献度、主流第三方评价中的表现度等方面对学校的办学资源进行深度调整和配置优化。在重点上，要深入实施“人才强校”战略，重视提升高端人才资源集聚能力，既重视引进有学术“帽子”的“优绩股”人才，也要大力培养暂时没有“帽子”但有学术潜力的“潜力股”青年英才。

    提升锐力重治理

    地方高校“双一流”建设要突出重围，必须提升大学治理的锐力。

    其一，面对机遇要锐敏。机遇，是客观存在的主观判断。对于有志建设高水平大学的地方高校来讲，必须锐敏捕捉事关学校发展的各种重大机遇。比如，“双一流”建设以绩效为杠杆，实行动态遴选，地方高校就要沉下心来梳理家底，增强前瞻意识，着力做好学校改革与发展的三种顶层设计，即战略性顶层设计、全局性顶层设计与生态性顶层设计。通过强化顶层设计和战略布局，不断提升面对重大机遇、面临急难险重任务的反应能力，在事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增强突破与应对能力。

    其二，治理品性显锐气。地方高校要冲刺国家“双一流”，治理品性必须具有锐气。一是内部治理改革要在兼顾全面性的基础上体现突破性。要深度研究和自觉遵循高等教育发展规律，以理论的彻底性、精准性和自洽性，不失时机地实施重大改革，改出新机遇、改出新气象、改出新发展。二是要主动学习、吸收国内外一流大学治理的成功经验，取其精髓、追求神似、不搞形似，摒弃简单的复制、移植与套用，要与学校长远的目标定位和阶段性的战略任务相适应，以“争第一”或“争唯一”的锐气聚焦聚力，为学校“双一流”建设提供强大动力。

    其三，治理举措要锐进。治理体系要“新”。要根据区域产业需求、行业背景、校友诉求、政府支持和社会期望等内外部因素来设计内部治理体系，既遵循“学科逻辑”，更遵循“应用逻辑”；推动治理重心下移，更好发挥院系办学的主体作用，不断激发基层学术组织的生产力。治理结构要“简”。“结构跟着战略变”，地方高校推进“双一流”建设必须建立清晰简明、运行高效的内部治理结构，以简化流程、优化服务、提高效率为根本，有针对性地实施机关大部制改革。治理效率要“优”。对标国家“双一流”目标要求，构建权责明晰、运行有序的压力传递链，强化督查制度，构建年度考评、中期考查、任期考聘的“三位一体”考核体系，重点考察重大战略任务的突破与核心指标的绝对增量，突出发展的一流指向和卓越品质。（作者系浙江工业大学校长）

 （《中国教育报》2019年10月14日 作者：李小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分组审议高等教育法执法检查报告

推动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这次执法检查，是高等教育法颁布以来开展的首次执法检查，全面真实客观地反映了我国高等教育工作的进展和取得的成效，指出问题符合客观实际，分析问题针对性强，提出的建议切实可行，对于推进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具有很重要的积极意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谢广祥说。

    按照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日程，10月24日下午，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分组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高等教育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委员们在充分肯定高等教育法实施以来对高等教育发展推动作用的基础上，针对高等教育发展中的问题纷纷建言献策，认为未来应综合施策，全面推进，推动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高等教育结构布局仍需优化

    全国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杜玉波全程参加了此次执法检查的前期调研、实地考察、专题座谈、报告起草等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认为要真正解决好高等教育发展整体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需要高度关注高等教育的布局结构问题。

    “东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差距较大，东部较强、西部偏弱，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而且存在‘标兵’渐行渐远、差距越来越大的趋势和现象。”杜玉波在检查中发现，中西部地区高水平大学和重点学科数量较少，特别是原中央苏区、革命老区、老工业基地、民族地区高校经费投入不足，发展相对滞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难点是西部区域发展，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关键是促进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升级发展。整合中央和地方各方资源，对这些地区的高等教育给予特殊支持，这种支持怎么多都不过分，现在到这个时候了。”杜玉波说。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林建华将此次执法检查比作对高等教育的全面“体检”。他认为，在宏观层面，高等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区域高等教育的整体布局问题，包括专业布局、规模布局、经费配置布局等，在这些方面虽然各个省份都有教育整体规划，但有些规划尚未达到成熟有效的层次。“建议从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需要出发，着眼于区域未来长远发展的需要，由教育行政部门和地方政府共同制定高等教育规划。”林建华建议。

    “高等教育在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李巍到西部、东北一些高校调研，发现与北京、上海的高校相比，这些高校在资金资源投入、经费条件保障等方面仍存在较大差距。谢广祥建议，启动实施高校编制新一轮的核定工作，建立3—5年一周期的动态核编机制。同时，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意见》的要求，积极探索实现高等学校人员的总量管理。

    高等教育服务发展大局能力仍待提升

    “这次执法检查对破解高等教育发展的难题、促进高等教育健康发展意义重大。”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学勇坦言，通过参加这次执法检查，感到高等教育法的实施，为高等教育事业改革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提供了有力的法制保障，但同时，在前期调研和检查过程中也看到，贯彻实施高等教育法仍然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

    “高校承担着服务国家战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使命，在执法检查中看到，一些高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方面还有不足，如学科专业设置存在着低水平重复、同质化发展的倾向，人才培养、科研创新与地方发展需求结合得不紧，支撑得不好，成果转化较少，人才供给‘对不上’。”李学勇认为，提升高等教育服务发展大局的能力，应在进一步优化高校区域布局基础上，加强分类指导、优化专业设置、注重特色发展，引导高校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重大产业、重大战略，加强基础性、前瞻性、战略性问题的研究，进一步增强高校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杜玉波则认为，高等教育要聚焦国家需求，真正解决好高校服务支撑经济社会发展能力还不够强的问题。未来高等教育发展要与国家战略布局同频共振，与经济带、城市群、产业链布局紧密结合，与国家功能区高度耦合。从服务国家战略看，高水平大学提高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迫在眉睫；从服务区域经济发展来看，各高校要找准发展定位和发展方向，加快结构调整，实现人才链和产业链对接。“这里，要防止出现盲目追求科研成果转化，搞产业扩张，校地合作‘圈地’的做法。这是舍本逐末，丢掉了大学育人和学科建设以及基础研究这个根本。”杜玉波说。

    “改革发展当中的问题，还是要靠改革的办法来解决。体制机制的创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体现在各个领域中，也涉及到我们的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问题，这是总的大的方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东明指出，高等教育法规定，要根据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举办高等学校，按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优化高校结构和资源配置。执法检查中发现，一些本科院校在办学定位、办学思路上脱离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专业设置、人才培养结构、培养模式等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生产和创新的实践相脱节。“要鼓励特色办学，增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下一步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方面尚需做较大的努力。”王东明建议，进一步发挥评估评价制度的导向作用，引导普通高校把办学思路进一步转到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上来，转到服务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上来，促进高校教育目标、质量标准更好对接社会需求。

    高等教育法仍存修改空间

    “非常认同报告提出的适时修改高等教育法，完善高等教育法律法规的意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央文明办专职副主任夏伟东表示。

    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高等教育法实施情况的报告第四部分“监督建议”的第七项提出，“适时修改高等教育法，完善高等教育法律法规”。

    “高等教育法颁布实施20年了，有很多规定和内容跟实际情况很不适应，要加快修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清华大学校长邱勇举例说，目前的高等教育法第四条，关于国家的教育方针描述为“高等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使受教育者成为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而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了“四个服务”，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了“德智体美劳”增加了“劳”，都需要及时对教育方针进行修订。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殷一璀表示，全国人大常委会回应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关切，开展了高等教育法执法检查，检查报告紧扣法律条文，采取多种方式相结合的检查，进一步提高了人大执法检查的科学性、专业性、针对性和实效性，对地方人大做好执法检查工作很有借鉴意义。

    “这些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很快，这部法制定于1998年，虽然进行了多次修正，但有些内容已显滞后。”殷一璀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应尽早启动高等教育法的修改工作，适时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更好的法制保障。

 （《中国教育报》2019年10月26日 作者：柴葳）

 

三年内打造万门国家一流本科课程 

全力打赢全面振兴本科教育攻坚战 

    在教育部10月31日举行的“教育奋进看落实”第四场新闻通气会上，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介绍，自2018年6月新时代全国高校本科教育工作会以来，特别是全国教育大会以来，教育部推出一系列改革举措，在办学思想转变、育人理念更新、体制机制改革、质量标准制定、技术方法创新、教与学范式改变、质量文化建设等方面下大力气，全力打赢全面振兴本科教育攻坚战。

    “以本为本”“四个回归”深入人心

    “全力打赢全面振兴本科教育攻坚战，在具体落实和推动上要重点抓好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吴岩说，宏观层面就是抓思想、抓理念、抓制度，让思想转过来、理念新起来、制度立起来。

    他介绍，在“思想转过来”方面，一年多以来，教育部组织召开了直属高校咨询会暨全国高教工作会、中国慕课大会等9次重要会议，推动高校领导、专家、普通教师甚至大学生转思想，让“以本为本”“四个回归”深入人心。

    让“理念新起来”方面，教育部通过组建4个精干的工作组，着力推进新工科、新农科、新文科、新医科“四新建设”。

    “当前新工科建设正在进入再深化的新阶段，正从轰轰烈烈向扎扎实实转变。”吴岩说，新工科建设“天大方案”“成电方案”“F计划”等正式发布并全力推进；专业结构不断优化，2019年新增设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点196个；撤销网络工程专业点8个，共调整了416个。布局建设了4个国家集成电路产教融合创新平台；2018年全年累计有1073所本科高校与498家企业合作立项17608项，企业提供经费及软硬件支持约77.44亿元。新农科建设方面，安吉共识、北大仓行动、北京指南“三部曲”也持续推进。

    在“制度立起来”方面，吴岩介绍，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质量22条等文件，让振兴本科的制度立起来。

    “系列措施使战线全面动起来，在地方和学校层面，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960多所本科高校召开了本科教育工作会议，出台了‘一流本科教育行动计划’，层层递进，落地落实。‘以本为本’‘四个回归’成为上上下下最大的共识，本科教育基本面开始有了格局意义的变化。”吴岩说。

    推动本科教育教学改革落实落细

    为了抓好本科教育，河南省在本科高校立项建设332个省级优秀基层教学组织，备案941个合格基层教学组织。省级投入1000万元引导资金，拉动高校投入9086万元，新增办公面积5.36万平方米，专门用于教学组织建设。

    “在中观层面，我们主要抓质量标准、抓专业结构、抓标杆示范、抓改革创新，推动本科教育教学改革落实落细。”吴岩说。

    他介绍，在立标准方面，继去年本科专业国家标准制定后，教育部通过了一系列可操作的质量标准，让高等教育本科振兴的质量建设“有法可依”。在优结构方面，坚持以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为导向，优化调整专业结构；在主动布局国家亟需紧缺领域人才培养领域做加法，在淘汰不能适应社会需求变化的专业上做减法。本年度新增设置备案专业1831个，审批专业241个，撤销专业416个。

    在树标杆方面，一流本科的“双万计划”、一流课程的“双万计划”、基础学科拔尖的高地建设正在有序展开。“《教育部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用3年左右时间，建成万门左右国家级和万门左右省级一流本科课程。”吴岩说，2019年计划遴选4000个左右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共有1059所高校申报了9483个专业点，覆盖了85%的本科高校，直接参加一流专业建设的教师有20多万。

    吴岩介绍，在抓改革创新方面，教育部着力实施“1+N”系列改革，“1”是全面推行学分制，“N”是在8个方面的具体规定，真正推动教育教学改革措施落实落细取得成效。同时，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2019—2021年分年度在理、医、文等专业领域建设260个左右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基地。

    “综合施策下，本科教育教学管理全面严起来了，教授上课，水课的处罚，金课的奖励，本科教学在书记校长重点工作中开始‘挂号’了，位置靠前了。”吴岩说。

    同心协力、同频共振，全面振兴本科教育

    “抓微观主要是抓队伍、抓师资、抓学生。”吴岩说，抓队伍就是抓四路大军，即5500人的教指委队伍、各省份的高教处队伍、1000多所大学的教务处队伍以及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理论专家队伍，4支队伍同心协力、同频共振，推动全面振兴本科教育。

    抓师资方面，吴岩介绍，今年首届教学大师奖、杰出教学奖颁发，清华大学姚期智院士获得教学大师奖，北京大学黄如、复旦大学闻玉梅等5人获得杰出教学奖。该奖项意在向高等教育战线发出强烈信号，以此深入推进“四个回归”，引导广大高校教师好好教书、潜心育人。

    “抓学生方面，就是通过抓学风、抓学业、抓实习、抓考试、抓毕业、抓主辅修、抓双学位制度改革、抓体育、抓生产、抓阅读、抓社会实践，让学生忙起来。”吴岩说。

    他介绍，第五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构建了“高教、职教、国际、萌芽（中学生）”四大板块，实现了“更全面、更国际、更中国、更教育、更创新”的办赛目标。共有来自全球五大洲124个国家和地区、4093所院校的457万名大学生、109万个团队报名参赛。大赛逐步成长为项目与产业、资本的对接平台，推动创业项目在大赛上飞得更远、飞得更高，也使高校人才培养范式发生了深刻的改变。

    “学生忙起来了，本科毕业开始难起来了。数百万大学生开始参加创新创业教育，学生在刻苦学习方面开始真正用心用力。”吴岩说。

 （《中国教育报》2019年11月1日 作者：董鲁皖龙）

 

教学与科研：不是对立面，而是共生体

　　教学与科研相互割裂、相互对立、相互制约、相互掣肘、相互冲突、关系失衡等现象，无论在学校管理层面，还是在教师个体层面，都是普遍存在的问题。此外，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能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科学研究的目标是在高等级期刊上发表论文，离社会需求渐行渐远，成为学者们自娱自乐的游戏；人才培养的目标并不是服务于社会实践，而是使学生成为考试和文凭的奴隶。其实，教学与科研以及社会服务并不矛盾，处理好了可以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面向社会创新看教学，树立新型教学质量观

　　为了提高本科教学质量，首先要树立正确的教学质量理念和教学质量观，即要培养出满足社会需求，研究和创新能力强和综合素质高的毕业生。为此，一流大学的人才培养中应当更新以下几种质量观。

　　一是转变只重视学生的“软件”品质——精神素质，而忽视其“硬件”品质——身体素质的观念，树立“硬件”是“软件”载体的理念。二是转变只重视精神素质中的处事品质——智力素质，而忽视其为人品质——非智力素质的观念，树立为人是处事的基本功的理念。三是转变重视智力素质中的专才品质——专业素质，而忽视其通才品质——人文素质的观念，树立专业以外的通用才能既是专业的基础，也是创新源泉的理念。四是转变只重视非智力素质中的社会品质——道德素质，而忽视其个体品质——情感素质的观念，树立个体品质决定社会品质的理念。五是转变只重视专业素质中的“库存”品质——专业知识素质，而忽视其运用品质——专业能力素质，如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实际操作能力、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能力、创新能力等的观念，树立知识的运用能力才是专业素质终极目标的理念。前者对应于应试教学模式，后者对应于研习教学模式。六是转变只重视专业知识中的“零部件”——知识点，而忽视“整机”和“生产线”——知识体系、课程体系、专业体系、科技体系等，树立只有“整机”才能使知识发挥更大效能的理念。

跳出教学管教学，切实提升教学地位

　　首先，树立服务师生的理念，改变以管理者为中心的旧观念。在我国许多高校的教学管理过程中，往往存在一旦重视教学质量，各级管理部门就会南辕北辙地增加教师的教学工作量、增加管理环节、增加工作流程的复杂性等。对此，管理者应当改变以自我为中心的旧观念，树立起面向对象和服务师生的理念。应当深入实际，调研教师在教学和科研中的困难和学生在学习中的困惑。应当确定合理的教学工作量上下限范围，简化教师填报各类教学文档和信息的环节和流程，把师生从管制客体转变为主动参与提升教学质量的主体，让教师有时间、有条件、有积极性进行教学改进，同时有精力从事科学研究，通过提升学术水平来提升教学水平。

　　其次，建立面向全面教学质量管理的组织结构，破解集成管理的难题。在全面教学质量管理的要求下，仅仅依靠传统的教务处下设的教学质量科是难以胜任的，为此，要提升教学质量管理机构的层次，设置能够协调全校各相关部门的组织结构，从而能够有效协调各层次和各相关部门的教学质量管理工作，形成综合管理的合力。同时，需要建立和健全教学质量信息渠道，尤其要保证其畅通和高效，把作为教学主体的教师和学生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地传递给相关的领导和部门，以便将“树立服务师生的理念”落到实处。

　　再者，职称评聘中应赋予教学与科研同等地位。从决策理论的观点看，所谓“一票否决”其实就是先按约束条件进行可行性筛选，只要教师没有教学事故就可以轻松过关，进入可行域，接下来就按科研目标选优。因此，“一票否决”看上去很美，很重视教学，其实大大贬低了教学的地位。为此，可以用“教学、科研双否决和双优化制”取代现行的“教学质量一票否决制”，教学不合格（不论科研有多强），或者科研很差（不论教学有多强）的教师都将被否决。然后，在同时满足教学和科研的基本要求的教师中，按照教学与科研成果的综合绩效进行优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重视教学，才能真正赋予教学与科研的同等地位。

用科学方法管科研，扭转追逐排名的跃进风

　　提高教学质量仅仅从教学入手是不够的，更需要从科研管理入手。科学研究有其自身的规律性，需要长期积淀，需要团队合作，需要“宁静致远”的境界，需要和教学形成互动，更重要的是需要宽容多次失败。我国许多高校的科研管理实践证明，如果用管理产品生产的方式来管理科研，提出“稳产、高产”的绩效目标，用“个人计件制”下的“年产量”来考核教师，将会带来浮躁的科研心态和急功近利的科研行为，会阻碍长期团队合作下的高质量创新成果的产生，而且重压之下容易出现学术不端的行为，同时也会导致教学质量的下滑。

　　因此，我国各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全社会应当淡化综合排名，强化大学的独特性；淡化评价指标的数据（如SCI分区和论文数量等），强化真正的科研目标——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实质性贡献。中国的科技水平赶超世界水平要看成果的内涵和实质，而不是看盛装“成果之珠”的“椟盒”有多么高级，也不是看附加在成果上的被引量等数据（真正的尖端成果往往很“孤独”，被引量并不高），更不是看成果的“年产量”。201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之一唐娜·斯特里克兰女士是一位即将退休的副教授，其得奖的主要成果发表在影响因子只有1.0左右的普通期刊上。

打造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共生体，化解对立局面

　　从以上分析可见，大学的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三大职能完全可以形成良性互动的共生体，但是如果处理不好，也可能将相互抵触。钱伟长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说过：“你不上课，就不是老师；你不搞科研就不是好老师。”对此，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提出：即使你搞科研和社会服务了，但搞不好教学，仍然不是好老师。因为如果教学很差，教师的学术基础就不强，科研和社会服务也不可能强；如果科研和社会服务很差，教学将失去深度和方向，教师只能照本宣科、纸上谈兵，学生只会死记硬背、成为考试机器。所以，不能把三者对立起来，应当使它们形成合力，打造三者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的共生体。否则，大学就会出现机会主义倾向：在本科教学质量评估时，就强调教学非常重要；在学科评估时，就强调科研更加重要；而在关注成果转化时，又说社会服务尤其重要。

　　我们应当认识到，三大职能不仅同等重要，而且是相互促进的：教学是基础，是大学生存的前提；科研是提升，是大学发展的动力；社会服务是导向，是大学价值的归属。为此，各级管理者应确立适度的教学工作量和科研绩效指标，简化教学和科研管理流程，改变天平过度地倾向于科研的传统管理理念和管理行为。同时，要适当给教师减压，因为管理学告诉我们，过度的高压和高目标不仅不能起到激励的作用，反而会降低工作绩效。（作者系南京林业大学二级教授）

（《光明日报》2019年11月5日 作者：张智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