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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党组发出《通知》要求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11月7日，《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教育系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通知》（简称《通知》）发出，要求教育系统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根据党中央部署，结合教育系统实际，狠抓全会精神落实，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通知》指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是我们党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国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具有开创性、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全会重点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并作出决定，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政治上、全局上、战略上全面考量，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作出的重大决策，对于坚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深刻阐明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意义、总体要求、总体目标、重点任务、根本保证，体现了全党意志，反映了人民意愿，是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对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对于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确保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全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理论的创新发展，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科学指南和基本遵循。

《通知》要求教育系统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一要深入学习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和我国国家治理的历史性成就，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科学内涵、本质特征和显著优势，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二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凝聚智慧和力量，更加扎实地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三要准确把握《决定》的重点内容和精神实质，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深刻认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要求和总体目标、13个方面的重点任务，明确各级党组织责任。四要深刻认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必须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进行。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强化制度意识，带头维护制度权威，做制度执行的表率。

《通知》指出，教育系统要认真做好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学习宣传和研究阐释工作。一要组织深入系统学习，把广大干部师生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要围绕全会主题，认真学习领会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上，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要实现全覆盖，要分层分类开展，学以致用、知行合一。紧密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重大改革落实情况，结合制度执行中存在的短板弱项，结合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在制度层面上需要做的事情，坚持问题导向，提高学习的针对性，将学习成果切实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实效。党委（党组）带头学。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自学，要原原本本学。教育系统各级党委（党组）中心组要把学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作为重点内容，列出专题进行研讨。各高校党委要结合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把全会精神的学习作为重要内容，作出具体安排。基层党组织全面学。11月中旬，部直属机关各单位党组织安排一次专题学习研讨，以党支部（党小组）为单位，采取辅导报告、集体研讨、讲党课等多种形式学习交流，司局级党员领导干部带头谈学习体会。高校要以党支部为基本单位，规范组织生活，以“三会一课”、主题党团日活动等形式，推动广大干部师生深入学习研讨。专题培训系统学。将全会精神作为今后一个时期教育系统干部培训各班次的重要内容，集中一段时间对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进行全员轮训，分期分批对党员干部进行系统培训。

二要加强宣传研究阐释，推进全会精神入脑入心。充分发挥教育系统人才和资源优势，围绕全会精神宣传起来、讨论起来、研究起来，将学习不断引向深入，为全社会提供学习服务、作出智力贡献。要强化宣传引导。统筹好各类新闻媒体，充分发挥媒体融合发展优势，全方位、多层次宣传解读全会精神。要加强制度自信教育。把制度自信教育贯穿国民教育全过程，把制度自信的种子播撒进青少年心灵。把全会精神学习宣传同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宣传教育结合起来，引导广大干部师生深刻认识新中国70年历史性变革和成就背后的制度逻辑、制度优势，进一步增强“四个自信”。结合“奋斗的我、最美的国”新时代先进人物进校园工作，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的优越性。加强形势与政策教育，讲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重大问题，打牢爱国主义思想基础。要深化理论研究阐释。围绕全会提出的重大思想观点、重大制度安排、重大工作部署，发挥教育系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院）、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优势，组织专家学者开展学术研讨交流，撰写理论文章，为学习贯彻全会精神提供坚实学理支撑。

《通知》强调，全面落实全会精神，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密结合教育实际，抓紧就党中央明确的国家治理急需的制度、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必备的制度进行研究和部署。要聚焦全党共同推进的改革任务、教育系统专责推进的改革任务、需要教育系统协同推进的改革任务、需要率先探索的改革任务、需要教育系统对重大改革提供研究咨询评价服务等五种类型，推进制度创新和治理能力建设，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人才智力支撑。

一是坚持和完善党对教育工作全面领导的制度体系。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教育引导广大干部师生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使教育系统成为坚持党的领导的坚强阵地。坚持党管办学方向、管改革发展、管干部、管人才，把党的领导贯穿教育工作的各方面各环节。加强高校院系、民办学校、中外合作办学和中小学党建工作，实现“纵到底、横到边”全覆盖。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加强党员日常教育管理，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坚持不懈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突出政治巡视，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二是完善立德树人体制机制。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政课改革创新，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课程教材一体化建设，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加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深化“三全育人”综合改革，坚持不懈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铸魂育人。推进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加强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构建覆盖城乡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三是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聚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加快补齐教育发展短板。汇聚强大合力，坚决打赢打好教育脱贫攻坚战。坚持学前教育公益普惠原则，提高保教质量。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深入实施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项目。健全特殊教育和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保障机制。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取得新进展。提高本科教育质量，提升高校原始创新能力和关键核心技术集成攻关能力，完善创新体系，加快推进“双一流”建设。完善职业技术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统筹协调发展机制。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合作办学。出台《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进一步完善教育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提高中外合作办学、来华留学质量，打造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新高地。发挥网络教育和人工智能优势，创新教育和学习方式，加快发展面向每个人、适合每个人、更加开放灵活的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

四是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抓治理的能力。全面推进教育法治建设，切实增强广大干部师生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意识。加快推进教育立法，增加制度供给，研究制定学前教育法，推动修订教育法、职业教育法、教师法、学位条例。加强教育行政执法工作，健全依法行政机制，完善教育制度实施体系。全面推进依法治校，完善学校法人治理结构，提升学校内部治理水平。加强青少年宪法法治教育，提高教育系统普法水平。

五是提升教育管理效能。深化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优化管理方式，综合运用法律、标准、信息服务等现代治理手段。出台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推动督导“长牙齿”，提高教育督导的权威性和实效性。出台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的意见，让教师潜心教书、静心育人。完善教育决策和执行制度，健全教育政策性文件制定程序，实行重大教育决策和规范性文件出台前咨询、听证、公示制度，完善教育政策落实情况评估机制，提高教育决策科学性。加强和改进对地方教育工作的指导，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形成工作合力。

六是完善教育保障制度。深入推进师德师风长效机制建设。进一步完善中小学教师工资财政保障机制，督促各地全面落实国家关于教师地位待遇的各项举措。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健全财政教育投入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推动落实“一个不低于、两个只增不减”。落实和完善鼓励社会投入教育的政策，逐步提高社会教育投入占教育投入的比例。

《通知》最后指出，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教育系统各级党组织要提高政治站位，增强政治自觉，加强组织领导，切实抓好落实。

 

  （《中国教育报》2019年11月8日 作者：焦新）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纲要》指出，要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为鲜明主题，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坚持以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为着力点，坚持以立为本、重在建设，坚持立足中国又面向世界。

《纲要》要求，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要面向全体人民、聚焦青少年，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将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语文、道德与法治、历史等学科教材编写和教育教学中，办好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组织推出爱国主义精品出版物，广泛组织开展实践活动，要在广大知识分子中弘扬爱国奋斗精神，激发社会各界人士的爱国热情。

《纲要》强调，要强化制度和法治保障。把爱国主义精神融入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体现到市民公约、村规民约、学生守则、行业规范、团体章程等的制定完善中，发挥指引、约束和规范作用。在全社会深入学习宣传宪法、英雄烈士保护法、文物保护法等，广泛开展法治文化活动，使普法过程成为爱国主义教育过程。严格执法司法、推进依法治理，综合运用行政、法律等手段，对不尊重国歌国旗国徽等国家象征与标志，对侵害英雄烈士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等行为，对破坏污损爱国主义教育场所设施，对宣扬、美化侵略战争和侵略行为等，依法依规进行严肃处理。依法严惩暴力恐怖、民族分裂等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犯罪行为。

《纲要》还对加强对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组织领导提出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根据本纲要制定贯彻落实的具体措施，确保爱国主义教育各项任务要求落到实处。

 

（新华社2019年11月12日）

 

国务院教育督导办约谈博士学位论文抽检问题突出高校

11月13日,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会同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对2018年博士学位论文抽检发现问题突出的学位授予单位进行集体约谈。

约谈要求,各单位要依托学位评定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对近年来本单位存在问题学位论文进行全面分析,倒查博士研究生质量保障中的薄弱环节,形成问题清单。

约谈要求,各单位要对照教育部的有关政策要求,全面梳理和健全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同时,要切实加强制度执行检查,做到每个环节都有制度监管、每项监管都能起到相应作用。

此外,各单位要明确本单位各级学位评定委员会和答辩委员会在学位授予管理中的具体职责和工作要求,严格学位授予全方位全流程管理。要加强监督队伍建设,对招生遴选、培养过程、论文完成过程进行全程监督。要健全导师评价机制,明确导师岗位聘任要求。

 

 

（中国新闻网2019年11月15日）

 

 

 

 

 

 

 

 

 

教师教育

师范教育依何而存 

教育（师范）系科近几年在中国大学上演了一场生存还是灭亡的悲喜大剧，其情节反转之快令人错愕不已:2015、2016年中山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兰州大学等综合性大学相继削减或裁撤教育学科。然而，兰州大学于2018年6月又大张旗鼓地成立高等教育研究院。重磅消息来自江苏：2019年3月23日，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成立教师教育学院；2019年9月16日，苏州大学成立师范学院；2019年10月20日，南京大学陶行知教师教育学院和江苏教育名师发展研究中心揭牌。

五年之中，综合性大学教育特别是师范学科建制如此反复，背后的动因可以通过时间来解答：2015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2016年4月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启动第四轮学科评估。

“双一流”建设方案出台后，意味着继“211工程”“985工程”后一个更大的“蛋糕”出炉，众多高校都积极争取进入“双一流”名单。因此高校内部开始对不同学科进行调整和合并，此时一般和薄弱学科就成了牺牲品。通常教育学科在综合性大学里规模和地位都是最弱小的，成为最先被抛弃的“鸡肋”。

近两年综合性大学为什么又热衷于办教育甚至师范教育呢？首先在政策上，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鼓励非师范院校办师范教育，近两年教育部更是大动作推动综合性大学在师范教育上发力，预计未来会有相应的政策和资源投入。在“双一流”评选尘埃落定的情况下，自然可以一试。其次在社会供给和需求上，高等教育扩招以来大学生就业问题一直让各高校“压力山大”，而我国的教师岗位市场庞大，是大学生就业不能忽视的重要去向。最后在学生职业选择上，国家这些年大力提高教师待遇，东部发达地区开出的优惠条件能够给综合性大学毕业生巨大的吸引力。而近几年，清华、北大的学生甚至博士到中学任教呈不断增长的趋势，已成为新闻竞相报道的热点。这预示着中国社会和社会心理、中国人的就业观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巨大变化。

那么接下来，清华、北大等顶尖大学会在师范教育上有所表现吗？这就涉及综合性大学、教育和师范系科的性质与地位问题了。

一个系科的地位主要由其学术声望和社会需要决定，不时地也因时髦的风尚和潮流而起落。学术声望即在学术界的认可和尊崇程度，不同知识和学科在全部知识体系中的声誉和地位是不等的。自洪堡创办柏林大学以来，研究型大学追求的一直都是高深知识和纯粹研究。学术声望的准则来自知识的抽象程度、理性的纯粹程度，抽象到最后，就只剩下彻底的形式，因此，越是形式主义的学科学术地位越高，如数学和哲学等。

社会需要也决定一个学科在大学中的地位，中世纪大学神学、法学和医学能够成为高等学院就是由其对社会有用而获得尊崇的价值和地位。现代大学中商学院、法学院等在学术声望上并不高，但因为毕业生能获得很高的社会职位和高收入而为学生所追逐，在大学中也因此并凭借校友、财富等拥有甚至超过纯学术学科的地位。

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办学基本上都是两条腿走路，一边发展高深知识的学术性学科，一边发展功用性的社会学科。教育学科身出名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等大师倾力于此，社会学还是借着教育学的门溜进大学，教育学的学术声望本不待言。但教育学的后辈有些不给力，特别是20世纪后，在概念、理论上抽象化和形式化严重不足，虽然相比管理学、新闻学等还算说得过去，但在众多高声望的学术学科中难以凸显。这也与教育学在19世纪末以来与师范教育的结合有关。师范教育是实践领域，需要的是有用的职业技能，这迫使教育学向实践靠拢，不能完全走抽象知识的学术化道路。从实践的角度出发，教育学与管理学（工商管理、公共管理）具有类似的情形，教育学的抽象知识难以满足教师、教育管理者的需要，对解决教育教学实践问题的帮助有限。另外，教师职业没有像律师和医生一样成为专门职业，这也连累了教育学在大学中的地位。因此教育学科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系出名门，却声望难继。走高深知识之路，又无法满足社会需要；服务社会，可一旦真的沦为实践技能、技巧和技艺，地位更加难保，很可能被彻底地排除在大学的大门之外。

对于今天的中国顶尖综合性大学来说，在国家现有教师资格、教师招聘制度下，根本无须办师范教育，其学生也没有任何障碍，完全可以成为教师，甚至比师范毕业生更受欢迎。那它又何必去发展师范教育呢？所以，问题的关键其实反而在师范院校，其存在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呢？（作者单位：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

 （《中国教育报》2019年11月11日 作者：叶赋桂）

 

综合性大学办师范如何走出窘境

选择传统师范大学，还是选择综合性大学的师范专业，有从教意愿的学生总会面临这样的抉择。

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就明确提出，支持高水平综合大学开展教师教育。创造条件，推动一批有基础的高水平综合大学成立教师教育学院，设立师范专业，积极参与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教师培养培训工作。近日，南京大学陶行知教师教育学院成立，成为近年来首批开办教师教育的高水平综合性大学之一，开始试水教师培养。

国家出台政策鼓励综合性大学办师范，为何响应者寥寥？在教师教育方面综合性大学如何承担社会责任？综合性大学办师范的背后是教师培养体系的升级，还是我国近百年教师教育体系的一次自我调节？

政策鼓励综合性大学办师范，为何响应者寥寥？

记者走进南京大学鼓楼校区，发现陶行知教师教育学院的牌匾已经挂在逸夫管理科学楼外。几米开外，另一幅牌匾是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

依托近40年历史的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的师资，陶行知教师教育学院采用“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运行模式，首批计划招收20名教育硕士研究生，学制3年。首批学生将于2020年秋季正式入学。

“南京大学办师范”引发不小讨论，也折射出当前师范教育的现状。

据统计，在全国42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中，只有2所师范大学和3所综合性院校承担着本科师范生培养。95所“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中，仅有8所师范大学和12所综合性院校承担着本科师范生的培养。75所部属教育部直属高校中，除了6所部属师范大学，仅有3所综合性大学承担着本科师范生的培养工作。

一面是高水平大学师范生培养参与度不足，另一面是我国教师群体学历教育偏低的现实。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任友群曾公开表示，2018年，我国中小学专任教师中研究生学历比例仅为3.10%，普通高中教师研究生学历仅为9.82%，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初中教师中硕士研究生平均比例为45.5%。

教师质量影响学生的培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教育的质量。由于江苏省政策倾斜，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苏州大学相继成立了师范类学院。但在全国范围看，特别是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响应者依然寥寥。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

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王运来坦言，“师范教育更重视实践应用，难产出高水平论文，一些指标也未列入高校综合实力排名体系的考量之中，对学校整体评价提升的帮助不大，很多大学更愿意将精力和经费投到理工科等重点领域。教育学科在综合性大学里规模和地位都不高，很多学校认为举办师范教育出力不讨好。”

综合性大学对举办师范教育缺少热情，还缘于一个根深蒂固的误区——在传统眼光里，“谁办师范，谁就掉价”。王运来解释，“师范专业历来不是学生的优先选择。缺乏大投入，难以高产出，师范教育特别是在综合性大学里，难逃‘被边缘’的命运”。

毕业生在职场竞争中的弱势地位，也让重新举办师范教育面临很大困难。

“按照国家现行教师资格制度相关规定，大学毕业生可以通过参加国家教师资格考试而获得教师资格证，加入教师队伍，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师范教育的独特性。”陕西师范大学教授祁占勇表示，从就业的双向选择来讲，通过获得教师资格、招考，就可以成为人民教师，并没有相关前置的要求。

“纵观世界各国，传统意义上的师范院校已经不存在了。哈佛、哥伦比亚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都在参与教师培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桑国元给出这样的判断，“一个国家如果没有高水平的大学参与教师教育，那么提高教师质量的愿景，更是难以兑现。”

更愿招收综合性大学非师范生，新趋势折射新需求？

近日，深圳南山外国语学校公布了2020届毕业生拟招聘名单，此次招聘共引进20名教师，均为硕士以上学历，其中13人是本硕连读毕业生，19人毕业于清华大学或北京大学。

近几年，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知名中学的教师招聘，似乎更加青睐非师范类毕业生。越来越多的综合性大学非师范生进入中小学教师群体，综合性大学再办师范，还有无必要？

面对记者的提问，王运来解释，“这种趋势恰恰表明社会对优质教师的需求，只不过目前清华、北大没有教师教育学院而已。”

按照王运来的逻辑，优质中学的学生考上高水平综合性大学的占比很高，而师范类大学的高考分数线普遍低于高水平综合性大学，“你不可能去招聘一个高考分数比学生还低的人去做老师。从更大范围来看，需要提高教师准入门槛，寻找优秀的人培养更优秀的人”。

“生源是教师培养的源头活水，而高水平综合性大学能吸引优秀生源，同时凭借学校深厚实力，更容易获得国家和社会的支持，为教师培养创造良好条件。”祁占勇历数综合性大学的优势，把“生源优势”放在了首位。

南京大学具有多学科交融、课程体系丰富、学习内容选择面广等特点与优势，能够培养具有宽厚知识基础和综合文化底蕴的复合型人才。王运来坦言，“南京大学举办师范教育，是为了提升教师培养质量，承担大学应有的社会责任。”

近年来，我国师范院校纷纷“转型”，向综合性大学方向发展，个别院校师范类专业设置不足三成，部分高校每年师范毕业生占比低于五成。

“高水平综合性大学举办师范教育，对师范院校的发展是一种激励，更是压力，能让师范院校认真审视自身发展的缺失。”祁占勇表示。

接受复合型人才培养，有利于提升教师质量，使教师来源更加多元化……就像硬币的两面，随着高水平综合性大学举办师范教育的优势显现，教育教学实践中的劣势也难以掩饰。　 

“最主要困难是人员不整，经验不足。具体来说，综合性大学严重缺乏师范教育师资。”桑国元告诉记者，师范培养需要一套专业的师资队伍、课程体系、实践教学基地，“很多高校重新开办师范教育，通常是依托本校高等教育等相关研究单位。但是，这两者在研究对象、培养模式和培养能力上迥异。即便是有高水平的高等教育研究底子，也不能保证办好师范教育。”

如何解决“综合性”和“师范性”的冲突？

南京大学陶行知教师教育学院第一年招生，仅开设物理和英语专业，只招收硕士研究生。在一些人看来，这并非完整意义上的师范教育。

“教师培养的主体依然是师范院校，南京大学想错位发展，培养教师队伍中的‘特种兵’。”王运来介绍，背靠学科门类齐全，基础雄厚的南京大学，陶行知教师教育学院计划采用与物理学院、英语学院合办的方式，共同培养学生，“我们提出学科教育加教育学科教育的培养模式，在物理、英语等学科教育的基础上，加上有关教育心理、教育实践等内容”。

但合作还未正式开始，在学生培养理念上就出现了分歧。

“在课程设置上，物理学院的专家还是想按照物理学专业标准培养学生，不同意在教学上降低难度。但是，我们持不同观点。因为，这些学生毕业后并不会成为学术研究者。在培养目标上，他们是以后的中学物理教师，所以我们想加入更多教育学科的内容。”王运来表示，“作为一名中学教师，不只在于你有多少学问，更重要的是你能教会学生多少学问。如何习得这个关键的转化能力，还是属于教育学科的范畴。”

适应教学岗位的要求，不能缺少“职业化”的过程。桑国元对此表示认同，“教师职业具有非常强的专业属性，掌握知识和传授知识是两件事。如果想成为合格老师，一定学科背景的学生，都应该接受两年左右教育学科的专业培训”。

“偏重学术性而忽视师范性，综合性大学在培养人的理念上强调‘学术性’，相应的课程设置突出‘博’。师范教育强调‘师范性’，课程设置强调‘专’。”在祁占勇看来，这两者的冲突会给综合性大学办师范带来困扰。“综合性大学中发展师范教育，容易出现简单模仿过去师范院校的课程设置模式，忽略了其实践性、可操作性，把教师教育简单化理解成学科专业加上几门教育理论课程的学习，从而缺乏专业知识和教育学科的有机结合，造成师范氛围不足。”

中国的师范教育已有近百年历史，如何培养出高素质的教师一直是个难题。南京大学的尝试，刚刚开始。

　　（《光明日报》2019年11月20日 作者：陈鹏）

 

高教论坛

就业抑或是升学？一流本科教育目的之审思

 

近日，据四川大学新闻网报道，四川大学将通过3到5年努力争取让2/3的川大本科生都能继续深造，并让深造率成为考核学工、考核教学、考核学院的重要指标之一。此新闻一出，引起了较为广泛的关注，讨论的焦点在于大学本科教育是什么，是升学教育、就业教育还是创业教育？笔者对中美英三国若干所一流大学本科生深造率进行梳理比较后发现，英美顶尖研究型大学的本科生深造率远低于国内高校。以2018年度为统计口径，耶鲁大学本科生深造率为17.4%、麻省理工为41%、剑桥大学为32%、牛津大学为30%，而同期国内一流大学境内外深造率北京大学为74.49%、清华大学为78.3%、复旦大学为69.22%、浙江大学为60.3%、南京大学为62.32%、中国科大为74%、上海交大为67.29%。此外2019年度哈佛大学本科生深造率仅为16%。

通过简单的数据对比我们可以发现，我国一流研究型大学的本科生深造率远高于英美顶尖大学。如果说以哈佛、牛津和剑桥等为代表的英美学校可以称之为世界顶尖大学，其提供的本科教育也可称之为一流本科教育。那么，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就难免产生诸多疑问，一流本科教育究竟是什么，其目的何在？在全面加快推进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建设新阶段，一流本科教育是否可以简单对标英美顶尖大学？如何在国际视野与中国经验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点？

首先，一流本科教育是什么？当前国内外对这个问题有着非常广泛的讨论。从国内来看，随着“双一流”建设的持续推进，特别是政府部门强调要有一流本科教育以来，国内对此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主流观点认为一流本科教育是一流大学的重要基础和基本特征，没有一流本科教育就不可能建成一流大学。而国外，特别是英美并没有一流本科教育的概念，但也有不少人提出了关于一流大学教育的观点。诸如哈佛大学前校长列文关于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教育的某些观点多少可以反映世界一流大学，特别是美国顶尖大学本科教育的某些特征。列文提到，毫无疑问，世界一流大学必须培养学生具备独立和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同样，阿特巴赫等人也认为，培养竞争力和不受约束的科学探索精神、营造学术自由氛围、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创新创造能力在这一过程中非常重要。基于此，一流本科教育的目标是为研究生教育输送大量优质生源？还是培养在就业市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就业者？或是培养具备自主创业能力的创业者？基于我国国情来看，一流本科教育不仅是一流大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还要为实现一流大学建设目标培养大批具有创新能力的研究生优质生源。因为对于一流大学建设来说，如果缺乏优质研究生生源，就不可能培养出具有创造力和科研产出能力的科技创新人才，那么一流大学建设也将缺乏源头活水。

其次，一流本科教育建设是否可以简单对标英美顶尖大学？我国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主动以英美等高等教育发达国家或地区顶尖大学为对标是一种有效的方法。通过对标可以正视发展差距，肯定发展成就，汲取其发展的成功经验并规避其发展的教训。但在此过程中要避免唯英美大学发展经验是举的倾向。不同国家在政治经济制度、文化习惯和民众心理、国家发展阶段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对于教育的需求、态度同样也存在较大差异。以经济发展阶段来说，我国仍处于从资源、劳动力要素投入为主向创新驱动转型的发展过程中，还未完全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任务，还未建立起完备的现代工业体系。因此，较之英美等经济和工业现代化国家，我们还需要培养大批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高层次人才，因此一流本科教育的使命之一就是要为研究生教育输送大量优质生源。此外，美国除一流研究型大学之外，仅开展四年制本科教育的文理学院同样也能为研究生教育培养大量优秀生源，而在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里，实际上是缺乏这样的优质研究生生源供给的。因此，我们的一流本科教育建设不能简单对标英美经验。

最后，如何在国际视野与中国经验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点？在讨论一流本科教育办学这一话题时，我们可以引出另外一个重要话题，即如何在国际视野与中国经验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点。如果我们简单对标和参照英美顶尖大学的做法，那么无异于南辕北辙，因为世界顶尖大学并不强调本科生深造率，而且其本科生深造率事实上也并不高。且我国和英美国家在高等教育发展阶段及结构、社会文化习惯和民众心理、经济及工业发展现状等方面均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较之英美顶尖大学，我国一流研究型大学除了需要培养具有原创能力的研究型人才外，还担负着为研究生教育培养大批具有扎实基础知识、较有研究潜力并愿意为科学研究做出贡献的优秀生源。因此，在制定一流本科教育建设相关政策时，就需要在国际视野与中国经验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点，要充分吸收借鉴欧美顶尖大学在一流本科教育培养上的成功经验，诸如注重对本科生批判性思维的训练，注重对本科生跨学科知识结构的形成，注重对本科生综合能力与道德品质的养成等。与此同时，还要根据中国具体国情，制定相关政策，有针对性地鼓励和促成更多优秀本科生积极报考研究生，通过高质量的研究生教育将其培养成为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各类拔尖创新人才。（作者单位：浙江大学教育学院）

  （《中国教育报》2019年11月11日 作者：伍宸）

 

落实本科教育基础地位 实现学校内涵高效发展

地方高校是培养国家建设和发展所需人才的主力军，每年2400万毕业生绝大多数是地方高校培养的。与央属大学相比，地方高水平大学建校时间较短，生源大部分来自本省，毕业生绝大多数在本地区就业，在办学层次和办学水平、获取办学资源的渠道以及获取社会支持的能力等方面与央属高校存在差距，需要通过不断的努力推动学校工作迈上新的台阶。

地方高水平大学本科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双一流”建设不仅是央属高校的事情，也为地方高校带来了巨大机遇。而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更是为我们回归本分，把本科教育放在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提供了良好的机会。

在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正在引发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的深刻变革。这也为地方高校的发展带来了机遇，这个机遇对地方高校和央属高校是相同的，抓住这个机遇，对我们的人才培养质量、教育教学方法和人才培养模式将会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同时，在一流本科教育建设过程中，地方高水平大学还面临着很多挑战。

首先，地方高水平大学在专业结构布局、人才培养弹性、教师教学能力、教学资源、国际化人才培养等方面尚有差距。地方大学需要牢记四个回归，在发展自己学科和科研的同时进一步提升对本科教育的重视程度。

其次，新一轮本科教育改革正在成为国际高等教育改革的主旋律，世界顶尖大学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都非常重视本科教育。在未来的竞争中，地方大学的发展不仅要对标对表国内的高水平大学，更要对标对表国际上的一流大学，不断加强本科教育。

第三，地方大学招生范围比较集中，生源质量差异较大，这给人才培养模式的地方标准带来了挑战。

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发展好我们的本科教学，是地方高水平大学必须思考的问题。

坚守办学定位，推进本科教育内涵发展

坚守办学定位，推进本科教育内涵发展需要地方高水平大学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

1.树立正确的“三观”，即地域观、国家观和国际观。大学应该有“三观”，但是不同大学“三观”的侧重点应有所不同。地方大学首先要服务于地方和区域的发展，在此过程中服务国家发展，以及走向国际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2.加强“三化”建设，即信息化、国际化和大学文化建设。要通过信息化建设促进教育现代化，通过国际化建设使地方高水平大学融入国际教育发展的大潮。“三化建设”的核心是大学文化建设。文化是大学的灵魂。大学文化的凝练需要长时间的历史积淀，由于地方高校办学时间较短，文化建设对地方高校而言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

3.夯实学科“基础”。培养高质量人才离不开专业建设，而建设高质量的专业必须有坚实的学科基础。地方大学应树立以学科建设为龙头的办学理念，以学科建设带动专业建设。

4.重设人才“目标”。要打破学校人才培养目标一成不变的固有观念，根据社会需求和学生成长成才及个性化发展的需要，与时俱进地重设人才培养目标。

5.完善培养“体系”。要完善符合学校发展阶段和特色的人才培养体系，提供多样化的培养方案，因材施教。

立足地方，拿出一流本科人才培养举措

北京工业大学的办学定位可以用十六个字、四句话形容，即“立足北京、服务北京、辐射全国、面向世界”，其中“立足北京、服务北京”是我们的地域观，“辐射全国”是国家观，“面向世界”是世界观。

利用“双一流”建设的契机，我们在国家、北京市和学校三个层面构建了支撑人才培养的学科体系：国家层面有现代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学科群，北京市层面有机械、控制、材料、光学等北京市高精尖学科，构建了“横向分类、纵向分层、阶段贯通”的立体多样化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

内部治理结构改革和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对一所大学的发展至关重要。“十三五”期间我们进行了学部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学部内按照“一体两线”（即学部是一体；学科是一条线，主要承担科学研究和高层次人才培养任务；学院是一条线，主要负责本科教学任务的实施）建设思路，打破学科和学院的壁垒，使资源利用效率大大提升，学科交叉优势更加凸显。

大学的关键在人，以及由人所形成的大学文化精神。形成一个大家共同遵守、共同维护和共同传承的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提高校园文化活动品质，提升校园环境文化品位，坚持以文砺人、以文育人、以文化人的理念，坚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作为文化育人的底色贯穿学校教育教学全过程，形成优良的校风教风学风，完善文化育人课程体系，培养学生开阔的文化视野、扎实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文化气质，是我们的不懈追求。

人才培养始终是高校的根本任务和终极使命。本科教育是高等教育的立命之本，学生的成长成才是学校的发展之基。“双一流”建设与地方高水平大学落实本科教育基础地位、实现学校内涵发展并行不悖，相辅相成。地方高水平大学责无旁贷，让我们理性坚守，大胆创新，并肩前行！（作者系北京工业大学校长）

 （《中国教育报》2019年11月18日 作者：柳贡慧）

 

个性需求遭遇大班额、大学发展缺乏特色、创新潜能如何挖掘

——建设“双一流”，高校困惑如何解

对于高校校长来说，在建设“双一流”的征途中，收获的喜悦和成长的困惑总是相伴而生。

近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承办的高等教育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上，不少高校校长和专家一起敞开心扉，谈经验、聊困惑，而很多困惑也是当下高校面临的共性问题。

高校如何兼顾个性化需求和大班额的两难？地方高校如何走出特色发展之路？创新人才究竟该怎样“冒”出来？校长和专家有自己的见解。

大班额能不能教出好学生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已建成世界上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司长欧晓理援引数据指出，10年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3.3%上升到48.1%。目前我国在校大学生已经有3833万人，正加速向高等教育普及化迈进。

与此同时，围绕高等教育质量提升，学生、家长对教育也有新的需求：个性化发展、小班化教学，一些高校因此试点书院制等模式助力学生更好地成长成材。然而这个时候，一个矛盾出现了：生师比降不下来。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邬大光对此深有感触，“大国办大教育”，这个“大”，可能首先体现在大班额上。“在很多高校，生师比超过20:1，而发达国家大学平均为11:1。”

这似乎成了一个难题。邬大光用了一个实例说明此事的难度：“某省高校在校生平均2.5万人，如果对标国际一流大学的生师比，该省想要完成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任务，还需要再建14所大学。”

因此，邬大光认为，扎根中国大地办学，“大”，应该是探讨适合我国办学经验的起点。

大班额能不能教出好学生？他借用北大老校长丁石孙的事例说明这个问题，“丁老1954年开始给北大本科生上课，当届240个本科生。他教大课，同时还给学习跟不上的学生开小灶，还要答疑。这样的情况下，四年下来，他教出了七个院士，两个火箭卫星的总设计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大班一样出人才？今天我国大学基本都是大班授课，专业规模大，校均规模大，这是中国国情，是我们现阶段发展的特殊性。”邬大光说。

“什么是扎根中国大地建世界一流大学？用今天大学的现实发展水平来结合我国国情，扎根大地就要在这些基础上探索发展路径。”邬大光说。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认为，当务之急是先走出特色发展的道路。“精英和普及并不矛盾，这是发展的必经过程。一些高水平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可以尝试小班化、个性化教学，一些应用型、教学型大学可以不为此所限，相关评价方式也不应该相同”。

地方重点建设高校如何办出特色

早在1928年，我国高校还在学习欧美办大学经验的时候，时任南开校长张伯苓以“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土货化办学经验”，为当时的南开大学蹚出一条道路。今天，在“双一流”建设的征途中，校长们遇到了新的问题。比如，地方重点建设大学的特色发展之路应该如何走？

地方大学，尤其是地方重点建设高校承担着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然而有的地方大学却面临着资源支撑不足、后续发展乏力的问题，满足不了地方经济发展的需求。该如何整合发展、走出自己的特色，是校长们必须要解决的紧迫问题。

兰州文理学院校长郑伟强认为，“首要任务是为国家战略服务。我们学校的定位是服务粮食行业，学校财经专业是主打，重点服务国家粮食储备安全。”

北京工业大学纪委书记杨建新则认为，首要任务是“找定位”，“我们是一个多科性的大学，我们的目标是建成一个研究型大学，现在我们在校生2.5万人，研究生已经超过1万人，我们有这个定位就要坚定不移往前推。”

“第二个是树目标，我觉得这个目标不一定要高大上，而是要适合学校发展。第三就是强中抓强，发展自己的长处，而不是去补短板。”杨建新说。

山西大学副校长程芳琴表示，她是带着困惑来的。从1902年建校开始，山西大学和浙江大学、河南大学等几所大学一样，走的是向欧美大学学习的路。“当时，学校教职工中一半是欧美留学归来的，一半来自本土。”之后，又经历了学科建设全面向苏联学习的阶段，山西大学的法学学科并入中国人民大学，几个人文社会重点学科并入北京大学。100多年过去了，今天走上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的征程，程芳琴发现，他们还面临“搞科研和一流大学之路是否矛盾”的问题。

面临困惑的不只是山西大学，青海大学也是如此。“青海省科技进步奖每年评30项左右，有10项来自青海大学，我们为地方发展贡献智力支持。然而，人才缺乏却是我们自身发展的瓶颈。”青海大学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长李丽荣告诉记者，硕士生和博士生留不下，后续“双一流”建设学科也会受到影响。13年前，青海大学申请了全国第一个藏医学博士点，在“双一流学科”评选时却落选了。

还有一些地方高校面临着“同质化发展”的质疑，“不少人批评我们没有特色了，原因是什么？”大连外国语大学副校长姜凤春说，“在办学方面，一个是学科，一个是专业，我们需要有一种张力在里面。”

创新人才究竟该如何培养

创新人才培养，也是萦绕在校长和专家心中的问题。

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求，用经济学概念“中等收入陷阱”来形容今天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紧迫感。拉美国家曾经出现过这样的现象，由于大学教育跟不上，学校缺乏科研能力，学生缺少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跟不上国家发展需要，于是在人均GDP8000美元到9000美元之后，很多国家难以跨越13000美元的水平。“促进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是评价世界一流大学重要标志，要解放思想、有创新能力和开放意识，这几点非常重要。”

电子科技大学校长曾勇也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他们学校门口有一条

商业街，街上有一家书店，往来学生人流如织。他进去一看，里面出售的全是复习题，“一到考试，学生就去买很多题型复习，这说明一个问题——我们不少大学搞的还是应试教育。”

“如果学生没有创新能力，完全是一个题型匹配的模式怎么可以？大学教育要注意驱动学生的激情、好奇心、参与感和梦想，这些方面往往我们都比较忽视。”曾勇说，“我们要考虑学生的核心素养，一是知识结构，知识结构对于工科学生来讲，比较强化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还要有商业意识在里面，要有设计和艺术相关的课程保障；二是创新能力，工科学生一定要有内在的学习动力，而不是在课上被老师逼着考试。他们有好奇心，还要有广阔的视野，只有这样，在将来的工程和产业里才有引导力，才能成为未来的合格人才。”

当前，不少高校采取的“大类招生”模式也是培养创新人才的探索。清华大学规划处处长杨殿阁谈到清华的经验，“从2017年开始，我们49个本科招生专业整合为16个大类，2016年我刚刚接任车辆学院的院长，当时真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最为关键、最复杂的是大类培养，这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挑战。我们做的很重要的事情就是通识教育，比如理科学生修基础读写课程，文科必须修基础理工课程。”

西安交通大学西部高等教育评估中心主任陆根书认为，评价方式的改革或许是破题之解。“我们目前评价高校教育，更多是从‘教’的角度，讲教师上课、讲学科投入，学生的学习和发展方面还不太够。目前，从学校和国家层面来讲，都要有回归学生的努力。全国教育大会提出，要突出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强调要培养创新型人才、应用型人才。以学生为评价主体，可以为创新人才的培养注入新的活力”。陆根书说。

 

《光明日报》2019年11月18日 作者：姚晓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