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积劳成疾，身患重病，但他从不因为身体不好而要求什么特殊照顾。一次，他住院后回到家里，发现多了四张靠背椅，就问秘书这是哪来的，秘书回答是总后勤部送来的。他马上问给钱了吗？得知没有付钱，立即要秘书把椅子退回去。秘书解释说，总后勤部的首长让他办完公靠着休息休息。罗荣桓说：“乱弹琴，我一个人害病，用得着四张椅子吗？”看到秘书很为难，他最后稍为妥协了：“不退也成，一定要照原价给钱，用我的薪金。”照价付款后，这几张靠背椅才留了下来。
工作中，罗荣桓始终坚守在革命的最前线。而在生活中，他始终把自己看成是人民中的一员，与群众在一起。
罗荣桓的儿子罗东进是在1939年八路军115师从山西向山东挺进时出生的。到了山东后，罗荣桓忙于战事，便将儿子送到老乡家寄养，直到孩子5岁，山东抗日形势好转时，才将他接回身边。
有一次，部队打了胜仗，罗东进捡到了日军的一个破防毒面具戴在头上，跑到街上又蹦又喊，把老乡家的孩子全都吓哭了。罗荣桓听闻此事后来到儿子面前，严肃批评他说：“你到老乡家里的时候，路都不会走，是老乡用高粱煎饼把你养大的，老乡待你像亲生儿女一样。可是你刚从老乡家里回来就忘了本！”说完，让年幼的罗东进自我反省。严厉的批评让罗东进认识到了这次行为的严重性，明白了父亲讲的道理，感到十分羞愧。事情过去几十年后，他说：“这件小事，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它告诉我一条最普通也是最根本的道理：要爱护人民，永不忘本。”
新中国成立后，总有同事、故友、群众来看望罗荣桓。罗荣桓生怕跟群众疏远，总是教育家人和工作人员，要热情接待每一位来访者，千万不能怠慢。只要有人来电话，他就要妻子林月琴或秘书去门口等，还经常嘱咐传达室的同志及时让来访的人到家里休息。一次，有位同志电话要见罗荣桓，林月琴看天晚了，怕影响丈夫休息，就让那位同志明天来。第二天早晨，林月琴将此事告诉了罗荣桓，罗荣桓说：“这样不好，过去在山沟打游击，什么时候要见就什么时候见，现在有病就不能见了吗？人家来看我，能谈多少就谈多少，不能谈看看也好嘛。”还有一次，罗荣桓家乡一位当过长工的老人来北京，他把老人请到家里，亲自招待，陪老人吃饭，给老人讲国家建设情况。
罗荣桓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十分亲切，总是喜欢和他们聊聊家常，相处得就如家人一般。他关照秘书的学习和休息，常常自己签收文件。政治学院的花工老张，每年都要到罗荣桓家里帮助整理花木。每次去，罗荣桓总会留他吃饭，林月琴则会给他送烟倒茶。老张回忆起这一幕幕，感动地说：“这样的高级首长对我们工人如此亲切关怀，这在旧社会是做梦也想不到啊！”
从解放战争时期就为罗荣桓开车的司机老牟回忆说，罗荣桓对同志不仅是关心，而且尊重，他认为革命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后勤人员在工作中有缺点，罗荣桓也从不挑剔，更不会训斥。有一次，罗荣桓去人民大会堂开会，老牟以为会议要开很长时间，将罗荣桓送到后便离开出去参观了。谁知会议很快开完了，罗荣桓走出会场找不到车子，等了半个小时后，老牟才回来。正当老牟为自己的失职而深感不安时，罗荣桓只问他到哪里去了，参观得怎么样，别的什么也没有说。
生活中的罗荣桓爱读书，喜书法，不抽烟，也不喝酒。他常常通过生活中的一些小事来告诫子女，教育他们“不能忘本，不要成为八旗子弟，不要躺在父母的功劳簿上，要靠自己”。
罗荣桓的大女儿罗玉英早年一直留在湖南老家，20多年没有见过父亲。1949年年底，罗玉英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要求去北京看他。罗荣桓从女儿的信中看到了一些旧的思想，认为爸爸当了大官，她可以进京享福。他拿起笔来，给女儿写道：“女儿，你爸爸廿余年来，是在为人民服务，已成终身职业，而不会如你所想的，是在作官，更没有财可发。你爸爸的生活，除享受国家规定之待遇外，一无私有。你弟妹们的上学，是由国家直接供给，不要我负担……不能对我有其他任何依靠。”罗荣桓的言行对女儿的思想触动很大。后来，罗玉英毕业后到了基层农场锻炼，进步很快。
1959年，罗东进考入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导弹工程专业。临行前，罗荣桓嘱咐儿子：“爸爸妈妈很为你高兴，希望你在学校接受正规的军事科学技术教育，在政治上更快地进步，将来为我们的国防建设做一点贡献，为人民做一点有益的事，而绝不是要你当什么官，出来摆威风。你们决不能做八旗子弟，躺在父辈的功劳簿上，不思进取，不学无术，整天就知道提笼架鸟，专横跋扈。”罗东进从哈军工毕业后，先后在航天工业部、军委炮兵和二炮搞技术工作，成了我军最早从事自动化指挥系统研究的专家之一。
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因病去世。弥留之际，他交代子女：“我没有遗产留给你们，没有什么可以分给你们的。你们从我手里继承的，只有党的事业，其他什么也没有。爸爸就留一句话：坚信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真理，永远干革命。”罗荣桓的一言一行如春风化雨，无声地浸润着孩子们的成长。后来子女们没有辜负他的期望和教育，继承了他的优良作风。